于慎行

東阿于瑞國 · 發表于 2011-3-18 21:46:05

于慎行（1545～1608）字可遠，又字無垢。山東東阿人（今屬平陰縣東阿鎮人）。明代政治家，學者、詩人、文學家。萬歷年間任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于慎行為人忠厚老成，熟悉歷代典章，對明朝禮制建設有較大貢獻。其文學造詣亦極高，與馮琦并稱于世。

目錄

山左三大家
人物生平
于慎行墓地
官宦世家谷城望族
其他
編輯本段山左三大家
　　明萬歷年間，詩人各標詩說，爭鳴激烈。　　山左名家公鼐、于慎行、馮琦三人均為館閣重臣，詩文、學問冠名山左。公鼐與馮琦少年即以文才并稱“齊地二彥”，于慎行與馮琦被《明史》推為山左文學之冠。三人并稱“山左三大家”，歃血騷壇，標舉“齊風”，倡言革新，走上了與復古相異的道路。　　“齊風”主張有其自身的內涵和產生的原因，同時也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于慎行書法

編輯本段人物生平
　　于慎行少年時代天資極高，學習勤奮，17歲鄉試中舉。鄉試放榜次日，按例舉行鄉飲之禮，歡宴考官和中式舉人，謂之鹿鳴宴。主考官非常器重于慎行這位青年才子，提出在鹿鳴宴上為他舉行冠禮（即成人之禮），于慎行以未奉父命而婉辭，一時傳為美談�！� 　　隆慶二年（1568）成進士，選為庶吉士。散館后，授翰林院編修官。萬歷初年，升為修撰，參編《穆宗實錄》，遂破例以史官充日講官，侍講侍讀學士。日講原都是翰林院年高資深的學者充當，像于慎行20多歲年紀便成為皇帝老師的極為罕見。　　于慎行為人忠厚平恕、襟懷坦白。不管對皇上、對首輔還是對同僚皆心胸坦蕩、真誠相待。有一次，于慎行等人講課完畢，神宗讓人拿出許多歷代字畫，叫他們賦詩題字。于慎行字寫的不好，只好自己作詩，請人代題，并當眾承認自己寫不好字。神宗很贊賞，當即寫了“責難陳善”四個大字賜他，詞林傳為盛事。　　萬歷初年，張居正當國，他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解決了明朝中期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明朝政治經濟的穩定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張居正個人作風獨斷專行，鉗制下僚、壓制百官，引起朝中文武官員普遍不滿。御史劉臺彈劾張居正專恣不法，被下獄謫戍。同僚皆畏張居正之勢，不敢再見劉臺。于慎行不管這些，親自登門看望劉臺。萬歷六年（1578年），張居正父親病故，他不想尊制守喪，授意門生提出“奪情”。神宗予以批準，舉朝大嘩。于慎行與其他大臣一起疏諫，以綱常大義、父子倫理勸神宗收回成命，張居正很不高興。一次，他見到于慎行時說：“可遠，你是我最賞識的學生之一，我平時待你不薄，沒想到你也這樣對我！”于慎行語重心長地對他說：“正是因為你對我不錯，我才不得不這樣��！”不久于慎行由侍講學士升禮部右侍郎、左侍郎，轉改吏部，掌詹事府，又升為禮部尚書。　　于慎行擔心張居正失去朝野上下的擁護，但張居正沒有聽懂他的話。因與內閣首輔張居正失和，稱疾回鄉。萬歷十年（1582年），張居正死去，反對他的勢力執掌了朝政，左右了神宗；于慎行被重新啟用，官復原職。這時，張居正遭政敵攻擊，死后被剝奪封爵，籍沒全家。于慎行在這種情況下，不避嫌怨，已懇摯的語氣寫信給主持此事的丘橓，整個萬歷一朝，鮮有人為此鳴冤的，于慎行曾給辦案的邱橓寫書一封，洋洋千言�！熬诱咐�，諸子覆巢之下顛沛”，實堪可憐，望予關照。即請他照顧張居正80多歲的老母和不成年的幼子。其中有一段話，很是值得深思�！爱斊浔�，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逼鋵�，歷史之遺、官場之中，這種事還少嗎？“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政治這種事，大抵都是會玩過頭的。于慎行當年是張居正選定的帝師之一，但曾在“奪情”事件中得罪張居正而受到排擠。正是于慎行，卻敢擔生命之虞，公開站出來為張居正主持公道。此后，明朝又有兩個皇帝，“漸進式”地替張居正平了反。這就是天啟二年(1622)的明熹宗，以及崇禎三年（1630）的明思宗。而其時主張替張居正平反的大臣，比如，禮部侍郎羅喻義、左都御史鄒元標等人，有的受過張居正的貶斥、甚至被張居正打斷雙腿終生殘疾，但是他們都沒有公報私仇，依其政治品格主持公道。都是值得稱道的，此舉得到時人的稱贊。丘橓給張家保留了住宅和足夠的土地。于慎行的高風亮節、正直品德、君子之風、古道熱腸受到朝中一片贊譽。萬歷十七年（1589年）七月，他升任禮部尚書。　　恰在這時，朝中產生了“國本之爭”，他也被卷入其中。萬歷帝的皇后無子，王妃于十年（1582）生皇長子常洛，此時已經9歲；鄭妃于十四年（1586）生次子常洵。由于封建時代把立太子看作“國本”，于是發生了重大爭論。　　大臣們認為按“無嫡立長”的原則，應立常洛。而神宗喜愛鄭妃，不喜歡王妃和她這個兒子，他想立鄭妃所生的皇次子常洵為東宮。但是，王妃名分在鄭妃之前，神宗不好把這一想法明說，故而遲遲不立太子。滿朝文武見皇長子日漸長大，不能正位進學，非常著急。自萬歷十七年起，不斷有人提出立儲問題，請神宗早建東宮。于慎行身為禮部尚書，對此事義不容辭。萬歷十八年（1590年），他連疏極諫，請早立太子。神宗非常生氣，再三降下嚴旨，責備于慎行“以東宮要挾皇上�！庇谏餍姓f：“冊立之事，是臣部職掌，我如果不說，是為失職。請皇上速決大計，我寧可棄官歸里�！鄙褡诤懿桓吲d，大罵于慎行“要君疑上”、“淆亂國本”，把禮部大小官員都停了俸祿。正在這時，發生了山東鄉試泄題事件。于慎行引咎辭職，萬歷十九年（1591年）九月獲神宗批準，歸隱故鄉。他家居10余年，朝野上下多次薦他出山，神宗皆不允。至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東宮已立、國本確定，廷推內閣大臣，他又被重新起用，于慎行名列7人之首。神宗命他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即擔任宰相。這時候，于慎行已經年老體弱，重病纏身，經再三推辭不允，只好離家上路，勉強到京進謁。時，于慎行由于長途跋涉，身心疲勞，已有疾病，謝恩時，拜起不如儀，遂上疏請罪。歸家后臥病不起，起草遺疏，請皇上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到京13天就病逝于京華官邸，年63歲。贈太子太保，謚文定，追贈光祿大夫增少保配秦氏累封淑人。  五世祖于慎行
于慎行一生以他篤實、忠厚、正直的品德受到朝野上下的尊重。他“學有原委，淹貫百家，博而核，核而精”（《明史》本傳，下引同）（意即：他的學問有根基，貫通百家，熟知典章制度，記典論史，平實允當）。他明習典制，朝中禮制多是他親手修定。他的詩，典雅而清新，為時人所重，被推為萬歷詞館之冠。神宗一朝公認他與臨朐馮琦為“文學之冠”。被譽為“人品事業，宇內第一”。在家閑居16年，他探討當世得失之故，旁搜博采，屬詞比事，寫成《史摘漫錄》、《谷城山館文集》42卷，《谷城山館詩集》20卷，《讀史漫錄》14卷，《谷山筆塵》18卷。尤其是他的《谷山筆麈》記述了明朝萬歷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財賦、禮樂、釋道、邊塞諸事，考溯精當，纖悉具備。為研究明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宗教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另有《谷城山館詩集》20卷和《谷城山館文集》42卷手稿，現存山東省圖書館�；剜l家居時，他關心桑梓事業，參予重修《東阿縣志》，主持編撰《兗州府志》。他于萬歷七年所寫的《東昌府城重修碑》，有“萬貨輻輳，江北一都會”、“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等名句，至今被竟相傳引用。
編輯本段于慎行墓地
　　于慎行墓地，在于氏祖塋前。是于慎行死后萬歷皇帝敕建的，占地60余畝。  于林
規模宏大，建筑雄偉，墓前甬道兩側，立有石俑，石馬、石羊、石虎和華表各兩對，華表上雕有望天吼華表高約20米，周身云紋，手可插入從而可攀緣而上——精美絕倫。上面蹲有怪獸，名“望天犼”。此照片的拍攝時間是“六五年三月四日”，距離它灰飛煙滅的時間已經很近很近了……。于林望天吼
石刻形態逼真，惟妙惟肖。墓地前門外有兩高大石獅，雕刻精細。生動逼真。前門外還各有兩塊石碑，東阿縣令監立，東邊碑額書“恩光金壤”，西邊碑額書“崇溢春秋�！蹦骨敖ā兜坼a玄盧》坊一座，并刻有萬歷御書“責難陳善”四字。石坊兩邊立有十三塊碑，每塊碑皆在前文刻有“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應為圣旨碑，其中有一塊無字碑，據說是傳圣旨碑，即圣旨來后，掛于碑上�！队谖亩ü贡酚尚隙睍鴮�。墓內除去植柏樹等外，萬歷還御植白皮松，此種松樹為希有樹種，至今僅存44棵，在全國仍屬集中面積最多的。　　于林的過亭沒有亭子，但卻在四角各刻有“降龍獺”，這在眾多的林墓中，也極為少見。于林的過亭為什么有降龍獺？其一，于慎行是三代皇帝的老師，人們把過去的皇帝比作龍，而他所教的正是年幼的帝王，在很多事情上，除了在世父王，還有他能降服“龍”，這是再自然不過了，其二，由于于慎行既是明朝詩人、文學家，又是三代帝王師，在當時來說，他雖不是帝王，但卻也是個舉足輕重極少有的人物，所以，把他自己稱為自天而降的一條龍。其三，安在這里的“降龍獺”還起一個“避雷針”的作用，能阻止妖魔鬼怪到此打擾。　　該墓地有如此大的規模，是萬歷恩準，并按一品官例給他這位教師建的，當時并派刑部郎中金繼震等親自護送。工部侍郎劉元霖奉旨遣通政司在右通政王永光親自建造。于慎行的得意門生邢侗在于慎行去世后，幫著求敕，求謚及辦理喪葬諸事，于慎行墓地及神道碑刻多由他書寫，直到把墓地建筑全部完成。
編輯本段官宦世家谷城望族
　　古東阿縣城（現平陰縣東阿鎮），為春秋時谷城舊地，是齊相管仲的采邑�！稘h書》、《水經注》等均記載谷城有三歸臺，現遺址尚存�！蹲髠鳌酚涊d，齊魯等藷諸侯國多次在此期遇、會盟。漢設谷城縣。張遷曾在此任谷城長，故有著名的張遷碑。谷城山即今黃石山。秦未隱士黃石公圯橋授書后，居于此，更名黃石山。明洪武八年，因黃水為漶，東阿縣遷于此至解放初。于慎行以家鄉居此而引為自豪，所以他的詩集、文集等多以“谷城山”為名。此時的于氏家族因世代為官，又出了于慎行這位閣老爺，使于氏家族聲望達到頂峰，也成為當地之望族。于氏祖居登州府文登縣赤山盤龍村，于明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三年）由一世公于深（同胞弟兄四人深、淺、海、河）遷東阿楊柳渡(東阿縣楊柳鄉)，即現黃河西聊城市東阿縣楊柳，因是始遷之祖，后世故稱一世公。一世祖于深生子于忠，為于氏二世公。字楮村，為邑三老。三老：古代掌教化之官。鄉、縣、郡均曾先后設置。班固《漢書·高帝紀》上：“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比~向高《于慎行墓志銘》：“高大父忠，為邑三老�！蓖蹂a爵《翠峰于公墓志銘》：“一世公生忠，為鄉三老�！保ò�，道光本《東阿縣志》卷二十一刊載此文作“邑三老”）。二世祖于忠生三子，長三世祖隆、次三世祖盛、三三世祖時。　　三世祖于時（1465—1537）：字世和，號翠峰，封壽官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后長住云翠山下。此后，于氏家族便遷于黃河東居住。三世祖于時為人忠厚，樂于助人，深得鄉里稱頌。于時為于慎行族支的三世公。王錫爵《翠峰于公墓志銘》：“公為人大度，有才氣，所交皆豪長者，竟自致百金產，緣手散失略盡……而兄坐法當死……公慷慨自詣吏請代。吏怪之，已試問，知為出分弟，益大驚，使前畢其辭。而公涕泣對曰：‘某不幸早孤，兄鞠之成人，某視兄猶子視父也，子為父死無所辭。抑兄未有子而某有子，死何疑？吏疑其詐，即佯許出其兄于獄。公望見兄，大慟曰：‘兄果出乎，吾得死所矣！’趣自著械入獄，不返顧。吏為之泣，竟兩釋之……嘗行道上，拾遺錢歸而懸之門，以待其人至還之……邑民故苦賦，公具條便宜，為白直指前，得寬減而賦不失額。嘗數稱往古事，教道鄉里。鄉里有疑事，若斗訟，吏不能決者，往往質平于公，公所平曲直甚侃侃，而尤以溫良豈弟得人歡……性雅好漁，已忽感古人陰德事，取漁具焚之，其篤行至此，年七十，以布衣為鄉飲賓，里中貴人皆為公逡巡讓左，無怍容。后奉詔予冠帶，而公之第五子某舉嘉靖壬子鄉試�！睎|阿縣志，即今山東省平陰縣東阿鎮。于時生五子，長子于璽，次子于壁，三子于瑩，四子于瑤，五子于玭。　　四世祖于玭（1507—1562）：字子珍，號冊州。自幼聰惠。曾在副都御史劉隅等所辦的東流書院讀書。十三歲即考取庠生。又補廩生，后又在山東生員競考中獲第一名，被稱為神童。十七歲中嘉靖戊子科舉人，先后為許州、靜寧州知州。因他判案公道，斷案如神，又體恤百姓，并親到民間放賑救貧，眾皆交口稱頌，三年后升平涼府同知。又三年后，因政績卓著，再升慶陽府知府。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三十一年壬子（1552年）辭官歸。朱賡《朱文懿公文集》卷六《于冊州先生傳》：“先生生而岐嶷，十歲能為文，即稟學于邑中丞劉公所，劉公大異之……年十三，從翠峰公避仇泰安，人有言先生泰安守者，守以白學使姜公。姜公召試之，奇；雜諸郡邑中試之，愈奇，乃廩學宮載歸濟南，所至人聚觀，諸藩臬爭迎入舍，賜筆札，車常滿，齊魯間稱神童云……去之東流泉，益力學，厚自淬琢，行常帶經，止則誦習之，至躬自汲炊，不為悔。弱冠舉于鄉，五上春官不第，遂謁選，領許州……補陜西靜寧州……滿考遷平涼府同知……時督府稔知先生可屬大事，方表為慶陽守，而先生顧郁郁思歸……上書求去，不俟報去矣。先生守二州佐一府，去皆見思，各肖貌祝之……平生不問產業，好讀書，工古文詞，以作吏，故著述不多，今其集有六卷，存于家�！保魈靻⒖瘫荆┮笫抠佟督疠浬椒扛濉肪硎蛾兾髌經龈獌源ㄓ诠怪俱憽罚骸坝嘌怕劃祥L老稱說于公少年岐嶷，美文詞。讀公太史狀，即古所稱南陽朱季何以加焉。兩撲巨豪，談笑擒之，從容陳語利害，千乘之主改顏巽謝，氣雄萬夫矣。而斗酒自奉，甘蔬茹薄，儼然儒生，又何難于解官歸也�！保ㄈf歷十七年邵陛刻本）賈三近《于氏家藏詩略序》：“余髫稚時，數從家大人聞冊川翁童丱稱神，落筆萬言，翩翩李供奉之流也……翁詩二卷……翁古詩直逼漢、魏，近體當于武德、開元中求之……翁官南州西土，所在有惠政，吏民尸祝，類朱仲卿；投紱歸田，家徒四壁，澹然詩灑，類陶靖節；殷殷種德，卒應高門，如持左劵，類君家于公�！保ㄒ姷拦獗尽稏|阿縣志》卷十八）邢侗《于氏家藏詩稿后序》：“我冊川翁，夙蘊瓌奇，天挺間世，薄生人之常戀，營竹素之令圖。雖復稍嬰輪鞅，而沖襟雅韻，一寄之詩。思既川騰，辭亦林蔚，朝華夕秀，丹霞之氣，以舒寫物倫，類黃鐘之律……今覽茲集，即言不相襲，格以類殊。而究厥體裁，率沈雄朗潤，妙入元解，蓋緣本乎天趣，發之性靈，是以機動神隨，意無乏緒，微云河漢，抑亦庶幾秋水芙蓉。疇庸雕飾洋洋乎，纚纚乎，斯已奇矣！”（見同上）于慎行《谷城山館文集》卷三十四《先考遺集跋語》：“先考贈宗伯公，少負才名，數奇不偶，薄游關隴，官業蕭條，平生賦詠撰述，遂多散佚殘編，舊篋中馀二三，未盡其大都也。往歲，邢子愿氏略取二卷，刻于南宮，李北山先生及中立王孫裒集海岱名家，皆有采摭。及同年張子陽氏來，索全稿刻于安州，始幸有成集矣。懸車之日，奉歸家塾，守舍不戒，烈于赤熛，每每謂悵然念之，不忍手澤之復湮、家學之終郁也。爰取安州舊本，重加校定，鋟而藏諸祏，使子子孫孫永有遵奉云爾。先考文宗《國》、《左》，以沖和典奧為體，而不尚浮夸；歌詩雅澹湛深，取法韋、杜，視促數綺麗之調將凂焉。蓋能自得于古人之矩，而非求合于流俗者。守丞邊郡，周旋幕府，值西陲有事，參與行間，故塞上之詠為多云�！钡拦獗尽稏|阿縣志》卷四《古績》：“玉堂振藻坊，在縣前橋頭，萬歷年為平涼府同知于玭建圯�！本砥摺短┌哺緰|阿所祀鄉賢》：“明兵部尚書張本……平涼府同知于玭……”《書院義學》：“東流書院在城南十五里東流泉上，即故洪福寺也。嘉靖中拆毀淫祠，改為書院，祀宋儒周、程、張、朱五賢，以……明參政劉約、員外郎劉田、都御史劉隅、同知于玭配今院祀�！本硎摺吨洝罚骸啊对娐浴范�，于玭著�！卑�，于玭著述今佚。其原配便是劉隅兄，進士劉田之女，誥封淑人。生四子，長子于慎動，次子于慎思，三子于慎言，四子即于慎行。于玭又娶一側室黎氏，生五子于慎由。　　劉太淑人（1506—1555）：東阿苫山人，（即現東阿縣劉集鎮東苫山村）。道光本《東阿縣志》卷十四：“劉淑人，戶部郎中田女也。幼好學，靜慈孝恭，孝經諸史，靡不遐覽。長適平涼同知于玭，生五子。（按，經考實為四子，即慎動、慎思、慎言、慎行，第五子慎由，系妾黎氏生。于慎行《谷城山館文集》卷二十四《亡弟稚川茂才墓志銘》：“少弟無欺者，名慎由，庶母黎孺人出也……先妣淑人，有四男一女，皆已成立，而會府君客游隴西，卜簉金城，孺人在侍，逾年歸里，舉弟于舍。府君為其少也，貌清而慧絕，鍾愛之。淑人之愛又甚，朝夕抱弄膝上，口棗粟啖之；夜則置諸懷而臥；時啼不休，輒為披衣起坐，至申旦不寢。孺人性卞善，折梃笞兒，夫人聞輒譙之：‘若母敢笞吾兒也！’出則攜以自隨，時詫內黨：‘此吾老生兒！’兄娣以淑人愛之，故亦忘其異母出者�！庇滞瑫碇锻鲂指啡幨磕怪俱憽罚骸坝谑献院Ｉ衔鬟w，四世而為先考宗伯府君。府君五子，妣淑人出者四�！薄锻鲂痔珜W都講航隱先生墓志銘》：“吾家故居海上，西遷四世而為先宗伯府君。府君舉五子，先淑人出者四焉�！保┙洉云淇谑�。三子慎言，嘉靖壬子舉人。四子慎行，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定。其諸子皆為邑名士。淑人隨夫任秦雍、河洛間，題詠甚多�！� 　　這個時侯的于氏家族，可以說是自他們遷居東阿以來至今六百余年中，最為輝煌的時期。創造這個輝煌家族史的主要人物就是于慎行父子、兄弟及兒侄等幾代人。最使于氏后人引為驕傲的當然是于慎行。至今，他的后人均尊稱他為“閣老爺爺”，各地族系的族長們每到過年仍把閣老像請出，供奉。除于慎行外，于氏其他顯赫人物也使于氏家族如錦上添花。　　于慎行父親于玭已解紹。于慎行長兄于慎動（1528—1588）：字無咎，號阜泉，小字雙喜。是他弟兄五人唯一居家為農，料理于家農事的。性靜儒雅，喜泉水，號阜泉，晚年筑屋山水間閑居，賜禮部儒士，受鄉人尊敬。配陳氏，六十一歲卒，生三女。于慎行《亡兄阜泉處士墓志銘》：“出就外傅，不樂學書，據案呻吟，視日早暮。及讀稗官小史，入耳輒記，終不復忘也。府君、淑人，相謂長子家督，固宜使司筦籥……而為兄納婦，使居田間，歲登所獲，以共膏火。伯兄弗樂也，曰：‘丈夫生不成名，終不作田家兒，從五挬蹄涔求活�！照俸指笧⑷�，拍浮笑呼，口占歌曲，頃刻數百語，左手持杯，右手擊案為節，窮日夜虞樂未厭……初兄衣布衣，及行游長安，為受儒士冠帶，號為傅小侯，伯兄亦弗樂也，曰：‘業已浮湛田里，即著犢鼻，何至舉阿堵物博一士冠，令市兒睇笑�！瘡姙榈谝环�，斥不復御，而衣故布衣日飲，賓客及門，輒走自閉，不稱仕人兄也……宗伯北海馮公觴之，其辭曰：‘于長公達人非酒人也……長公學不慕儒，隱不謀生；入貲為儒士，例得受秩，棄而去之，亦有漢陰漆園之指耶。故達人非酒人也。予因而為銘曰：其生也不事也，自以為適；其沒而不烝也，世以為戚。己之所適而世之所怛，然而愁世之所戚而己之窅然而休，此其與人者睽而與天者游與，故曰達人�！倍钟谏魉迹�1531—1588）：字無妄，號航隱，又號龐眉生，小字襕衫。東阿諸生、太學生。善古歌行，尤工古賦，有《龐眉生集》、《群書題跋》等。受其父影響，少年負志，博覽群書，尤愛兵家著論，且記性極強，過誦而不忘。家居東阿西濟水與大清河交匯處的王莊，即現班鳩店鎮王莊。曾隨父戎邊。受大中丞張子立青睞。十九歲入鄉試時，因考場兵備森嚴，強令考生解衣光腳，視考生如犯人，因而惱怒，從此不再科試。萬歷十五年，于慎思入京師，居于慎行官坻，“欲試詞林游太學，”不幸逝世于京師，享年五十八歲。朝中各部，皆去挽吊。留有著作《龐眉生集》，于慎行為其作序。所作《石淙記》、《游監山記》，是描寫洪范山水的好文章。因他鐘愛褚村石淙景致（即今洪范鎮紙坊村東南），特在此構筑別墅，會四方文人墨客賞景賦詩。于慎行也常到此處閑居。于慎行《夏日過二兄石淙別業二首》中贊其景致道：“桃花落盡武陵溪，碧草芊芊岸柳齊。洞口主人今不在，青山如畫鳥空啼�！敝两袷冗z址尚存。元東平路嚴實書“石淙”二字尚存。于慎行的同窗摯友，萬歷進士，累官大理評事，工部尚書的朱維京（字可大）題寫的“石淙漱玉”猶在。于慎思配陳氏，生一子于綮、庠生。綮生一子名元廣，庠生。于慎行《亡兄太學都講航隱先生墓志銘》：“先生生有異質，跌宕負奇氣。年十六七即遍讀群書，日課一帙，凡誦數十萬言，率能記憶。工為文賦，尤嗜《離騷》，亦好兵家……己酉鄉試，先生年十九……故事士子入闈，解衣裸跣，陳兵夾索。先生嘆曰：‘此錄囚耳，安取禮士？’念欲弗入，恐見不能，入而著義七篇，楷書如法，故為不具草。出則走城西伎館，大醉累日，長歌而歸，誓不從諸生試矣。后三年壬子，無擇偕計上，府君在平涼得報，怡然曰：‘少者既舉，長者可坐待也？’歸而督課先生。先生亦自念長大，無致身策，不得不俛首一經。于是始帖括讀書，焚膏呻吟。然自其少年時，獨好古文辭，即勉為舉子業，終不能工，人亦弗善也……及不肖行仕二十年，先生且老又病酒，稍衰，猶屣履諸生中……及歲丁亥，乃馳至長安，入貲游太學，從博士諸生一再摳衣，輒憤邑不自勝，然業已就之，無如何也……先生為人魁梧長大，渥顏豐順，談說經史，擘畫世事，奇偉不凡……為文奧雅雄渾，取法遷史，而不事模擬，為一家言。詩工長歌，喜孫太白。常樓居之，調至為騷賦，沈酣楚聲，尤非俗好所及。而近體聲病，則時有出入焉。亦間為元人樂府，大有風韻，多從狹邪中得之……吾兩兄皆異才也：先生博物閎覽，貫穿百家，而精麗少謝無擇；無擇文詞瓌鉅，揮翰輒數千言，而多識不及先生。然皆文苑之英也……先生著述，可十馀種，校其一二梓之，他不能遍也�！保ā豆瘸巧金^文集》卷二十四）于慎行《龐眉生集敘》：“先生漁獵最博，論議最豪。然其為文，茹古涵今，自立機軸，氣骨本遷史，體裁出昌黎氏，雄渾淵博，蒼然古色，寧違繩削，終不肯雕刻字句以兢周容；所乏者，栗密耳。詩善古歌行，好常樓居，孫太白之調，駿發踔厲，有足喜者。近體不純于唐，亦不落宋，至傍人口吻，齲齒效頻，亦薄不為也。少時喜讀《離騷》，其為騷體甚富，稍長亦復棄去。嘗以數首呈文宗吳霽寰公，吳公謂其‘真得楚聲，可霸騷壇’，非謾語也。先生雖游于藝文，志在取世，尚論古豪杰人，于唐慕郭無振，于宋慕張忠定、陳永嘉，議論押闔，又慕蘇氏父子，其志趣可睹矣……先生遺稿，自題《龐眉生集》者，尚可二三十卷。及行歸田，頗多暇日，乃從于綮索取之，亦多散佚于殘編斷簡中，定其可讀者若干首，付綮梓之家塾……先生又工為宋元詞曲，深研其聲病，謂：‘近代所為，即被之管弦，于古無當也。而成文之音亦寡，又半從狹邪得之，乃其憤邑之志借以抒寫，有足憐者。自宋諸名家，皆以樂府入集，亦文之一體，不可廢耳�！撝�，有《劍術》、《說林》、《兵略》、《八陣圖解》、《諸家要略》、《論文博采》、《群書題跋》，雖施之當世，未必盡合，而能掎摭千古，成一家言，亦必有識之者。然不能盡梓也�！保ā豆瘸巧金^文集》卷十二）道光九年本《東阿縣志》卷十四《人物下》：“于慎思，字無妄，郡丞玭之子也。年十六七時，從父之關中，過古秦漢陵墓、宮闕之墟，輒擊劍悲歌，灑淚徘徊，不知者目為狂生，慎思自謂不狂。嘗為安邊策欲上之，不果。省試時，見陳兵夾索，以為非待士禮，憤不入；即入，故闕其草而去，遂逃于酒間，曰：‘吾不從科名進矣！’所著有《龐眉生集》�！敝煊^熰選刻《海岳靈秀集》：“無妄集中，《望岳吟》、《河平謠》諸篇，天才跌宕，筆陣激躍，有太白風骨�！保c五年本）《四庫全書總目》卷二百七十九《別集類存目六》之《龐眉生集》提要：“是集詩七卷、雜文八卷、樂府一卷，皆有縱橫排奡之氣，而頗涉粗豪�！蓖跏康潯稘O洋詩話》卷上：“東阿于慎思，號龐眉生，文定公慎行之兄，詩才情過文定，尤工古賦�！保ā端膸烊珪繁荆� 　　三兄于慎言（1536—1564）：字無擇，號沖白。十四歲，入省試，雖御史贊其文，但參政萬豫章，見其年青不予入取。后又赴省闈，被舉為高魁。十七歲中嘉靖壬子科第八名舉人。未入仕，后因會試落榜，心情怨憤，年二十九歲卒。著《沖白集》傳于世。娶李氏，生二子，長名系，庠生。次子名紹，附貢授河南開封府經歷。紹子鴻勛，拔貢，授推官，改授知縣，贈文林郎。有《沖白齋存稿》。于慎行《亡兄鄉貢進士沖白先生墓志銘》：“年甫十四，列為學官弟子，即應省試。御使讀其文，輒見嗟異，議且入彀，參政豫章萬公訝其太少，曰：‘此兒國器，毋遽以一第盈之�！云渚韨饔[，諸公聲燁然噪濟上矣……壬子，年十有七歲，歸自關中，詣試省闈。故大司空豫章李公為濟南太守，得其卷奇之，以呈御史，御史程公舉為高等……明年癸丑，都試報罷……己未、壬戌再上再罷……迄歲甲子，先生有所憤邑而病，病幾三月，以七月十三日卒……先生為人修長玉立，風骨矯矯，天才警敏，落筆千言，河傾泉涌，紙上作刺刺聲。其為制義七首，率不至日中而就，未嘗涂改�；虿俸矤┣笱�，即問作何書法，且撰且書，己，付其人去，亦復不自記也。外叔祖劉公故善章草，先生能繼其法，篆隸行楷，并皆精妙。其為古文辭，莊麗遒美，喜作六朝俳體，然自謂非其至也。歌詩爽朗不群，飄然有凌云氣，而矩裁未成。天不假年，嘉禾不秀，豈不惜哉……搜羅遺草，僅得三卷，梓諸家塾，俾子孫藏焉�！保ā豆瘸巧金^文集》卷二十四）于慎行《沖白齋存稿敘》：“先生才高而俊，學博而精，發為文辭，探源《國》、《左》，托體六朝，埒近世黃五岳、皇甫司勛之法，然自謂應世之作，非其至也。歌詩舂客遒雅，取裁盛中，以為‘學杜不成，且落宋人惡趣’，此固卓有所見，非拾人咳唾者。而存稿寥寥若此，其故難言矣……懸車多暇，爰搜遺草，略加是正，以梨棗存之。摭拾無幾，不忍芟也�！保ā豆瘸巧金^文集》卷十二）道光九年本《東阿縣志》卷十四《人物下》：“于慎言，字無擇，玭之叔子。為人孝友耿介，不逐流俗。資性穎敏，迥絕常人。其為文賦，下筆千言，頃刻立就。年十四入省試，未午呈卷。參政萬閱其文，大奇之，以呈御史，為其少，不選。又三年壬子而舉為東省魁，年十七矣。慎言嘗從陜西，還渡黃河，其前二舟皆覆，舟中人號啕痛哭，慎言閉目危坐不動，竟全舟以濟，舟中異之，相率羅拜曰：‘郎君福人也�！悄晁祛I薦。其后十馀年卒。所著有《沖白齋存稿》。書法篆隸諸體皆臻其妙�！� 　　于慎行（1545.11.3—1608.1.9），享年63歲。字無可，更字無垢，又字可遠，號谷山，世稱于閣老。明代東阿（今屬山東省平陰縣）人。明隆慶二年（1568年）進士及第，選庶吉士，先后曾任修撰、侍講、左諭德、侍讀學士、禮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兼學士，官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　　十四歲，試童子科，六人為首。十七歲入進士弟，授翰林院庶吉士，破格授翰林院編修。擢升經筵日講官，后累升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萬歷三十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著有《谷城山館文集》、《谷城山館詩集》、《讀史漫錄》、《谷山筆麈》、《兗州府志》、《東阿縣志》等百余卷留世。他娶妻秦氏，累封淑人。關于兩人婚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泰安蕭大享所撰秦氏墓志銘中講述了一個神奇的故事，說秦氏父母在一天同時做一夢。夢見“五色云中有兩錦衣兒，同乘一龍而翔天際，下立一朱衣指以示翁媼，此而女而婿也，寤，各語其夢，益異焉，朔明，保母抱文定公過其門，翁出諦視之，曰，“何似吾夢中乘龍兒，亟締姻焉�！辈槐厝プ肪壳厥细改缸鰤舻恼婕倩蚴枪湃嗣孕排c否，但必須相信秦氏父母的眼光，一是夫婦倆從襁袍中就看出于慎行準有出息。二是借老天授意想攀于氏高門而動了心計。反正把女兒嫁給于慎行準能大富大貴。事實也是如此。天作之合，于慎行十七歲，便娶了秦氏。這位秦氏夫人十分賢惠，對于慎行體貼備至，家中內外大小諸事，都有她操勞，于慎行求取功名，入朝為官，與她的辛勞是分不開的。秦氏恪守夫唱婦隨，隨夫入朝，歸家里居皆無怨言。于氏族譜沒記載秦氏生子，墓志銘記載有一女，嫁與布政使喬學詩之子。其子于緯是繼子。是于慎由次子過繼給他的。在那個封建時代，于慎行競未續娶，可見其品德之高尚，也可見他與秦氏感情之深厚�？傊�，兩人實為美滿婚姻。　　于緯，字長文，號小谷。從小受于慎行熏陶，又在秦氏的教養下：能“繼文定公志�！睘橹袝崛�，歷戶部主事員外郎，廣州雷州知府。配王、梁、郝氏,生三子。長子元煐煐英，字伯彥，官生。任河南南陽府通判。娶于慎行門生，大書法家邢侗女為妻。住平陰縣洪范池鎮謝莊村。次子元煜，字郎叔，號認齋。恩貢，任山西崇信縣知縣。廣西上恩州知州。住現洪范鎮紙坊村。　�、僮滟浱犹�，謚文定。 ②實為內閣首輔（相當宰相）。葉向高《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谷山于公慎行墓志銘》（以下簡稱《于慎行墓志銘》）：“至丁未歲（1607年），廷推閣臣七人，公為首。乃被命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輔政。公再辭不允。而余亦自南來，過公，公喜甚，約余：‘子從舟，而余從陸，相次趨朝可也�！保ㄒ娊垢f《國朝獻征錄》卷十七，明萬歷刻本）葉向高《蘧編》卷二：“（萬歷）三十五年丁未，余四十九歲，夏四月有旨，會推閣臣，與推者七人——東阿于公、富平孫公、任丘劉公、濟南趙公、晉江李公、楊公，余名在第四……奉旨于慎行加太子太保（按，應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葉向高、李廷機升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慎行、向高便差官行取來京，俱入閣，同錫爵等辦事�！薄坝诠嗍谷藖硌�，遂復北。至東阿，晤于公，訂趨朝期而別。余乃舟行，于公遵陸，以仲冬十二日廷見，余后一日。而于公行時已有疾，及廷見，不能成禮，臥邸中不旬日沒�！保駠哪隇踅z欄抄本）《明神宗實錄》卷四百三十三：“萬歷三十五年五月……乙卯，吏部同九卿、科道會推閣臣于慎行、趙世卿、劉元震、葉向高、楊道賓、李廷機、孫丕揚等七人�！薄岸『ァ侨諘剖柘�，點用于慎行、葉向高、李廷機三人矣……頃之傳諭輔臣曰：‘朕覽卿奏，忠愛詳慎，具悉至意，諸臣已點用了�！薄拔熳蛹佑谏餍刑犹＃ò�，應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葉向高、李廷機升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薄凹撼蟆油蹂a爵少保兼太子太保，各遣官趨召同慎行、向高入京�！薄笆辉隆宜取髮W士于慎行以力疾赴召，朝見不能成禮，請暫假調理，從之�！薄叭缮�，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于慎行卒�！保ㄖ醒胙芯吭簹v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談遷《國榷》卷八十：神宗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丁丑，閣員會推于慎行、趙世卿、劉元震、葉向高、楊道賓、李廷機、孫丕揚”�！岸『�，禮部尚書于慎行進太子太保（按，應為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右侍郎葉向高、禮部左侍郎李廷機并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又諭朱賡曰：卿思舊輔王錫爵，忠誠正直，可濟時艱。其召之，同卿夾輔”�！笆辉隆宜�，大學士于慎行力疾赴朝，請暫假調攝，許之”�！笆隆缮�，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于慎行卒”。（中華書局1958年排印本）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十七《于慎行傳》：“（萬歷）三十三（1605年）始起掌詹府事。疏辭，復留不下。居二年，廷推閣臣七人，首慎行。詔加太子少保、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再辭不充，乃就道�！保ㄖ腥A書局1974年7月版）印鸞章、李介人修訂《明鑒》卷七：“丁未三十五年……五月，以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內閣惟朱賡在，帝命增置閣臣，廷推慎行、廷機、向高三人，遂用之�！保ū本┲袊鴷�1985年3月第1版）　　于慎行不僅官高位顯，為政清廉，德高望重，而且文學為一時之冠，被推為大手筆。①著作等身，今存《谷城山館全集》62卷②、《谷山筆麈》18卷③、《讀史漫錄》14卷④、《璅言》1卷（附《夢語》）⑤、《雜記》1卷⑥、《兗州府志》52卷⑦、《東阿縣志》12卷⑧等。并參與撰修《明世宗實錄》、《明穆宗實錄》⑨，參與續修《明會典》⑩等。　　秦氏（1446—1608）：東阿縣東村秦柏之女。于慎行《明故公府家丞東村秦翁墓表》：予家自大父以來，與翁同巷，先宗伯公相與出入游處，為忘年交。予生始晬，淑人數月，即結盟焉�！保ā豆瘸巧金^文集》卷二十六）于慎行《祭外舅秦翁》：“若翁視我，殆百恒情。及我先君，游如昆弟。湯餅方傳，絲羅已系�！保ā豆瘸巧金^文集》卷三十二）邢侗《祭東阿于師母》：“我師至人，含真抱樸；夫人相之，不揚以縮。我師及第，蜚聲曜文；夫人佐之，不溢以墳。我師在朝，金華入講；夫人進餐，傾耳珂玤。我師在列，玉署同盟；夫人解佩，雅志琮璜。我師孔云，閭黨亹亹；夫人曰于，我酒有與。我師永慕，手足偲偲；夫人曰喁，我鐺有糜。我師起家，無心貴仕；夫人庶而，軒冕泥滓。我師閱世，駐顏大還；夫人企其，煙霞粥饘�！保ā秮砬蒺^集》卷二十）其子于緯，字長文，號小谷。從小受于慎行熏陶，又在秦氏的教養下：能“繼文定公志�！睘橹袝崛�，歷戶部主事員外郎，廣州雷州知府。配王、梁、郝氏,生三子。長子元煐，字伯彥，官生。任河南南陽府通判。娶于慎行門生，大書法家邢侗女為妻。住謝莊村。次子元煜，字郎叔，號認齋。恩貢，任山西崇信縣知縣。廣西上恩州知州。住現洪范鎮紙坊村。　　于慎由（1550—1586）于慎行同父異母弟。黎氏生。字無欺，廩生，贈戶部郎中。住東阿縣單莊鄉東于莊村和平陰縣洪范鎮謝莊、紙坊村；江蘇沛縣、濟寧微山縣、菏澤曹縣等均有后裔。生于嘉靖二十九年，卒于萬歷十四年，妻李氏，生二子。長子于綬，字印臺，庠生。初封常州通判，再封順天府通判，三封刑部陜西刑部司員外郎，四封刑部四川清吏司郎中，誥封奉政大夫。配趙氏，生五子。長子于元景，字伯榮，別號斐然，以廩例貢，任福建鄒武府通判。升順德府長吏。次子元燁（沛縣、微山縣、菏澤曹縣于氏之七世祖），字仲華。中書舍人，歷遷常州、順天二府通判，刑部員外郎中，莉平府知府，兵部尚書兼七省督師，賜尚方劍，就職金陵（今南京）會清革明鼎，燁公身殉國難，其子坦字君儒，因守公先靈未得，攜眷回籍值兵荒年亂不克北上東阿，阻留于沛邑（今江蘇沛縣）城東南十五里許，后因姓名村于家樓。嗣后派分支別長居微山，次居于旗桿，三居于樓等地。乾隆五十七年東阿于氏致函沛地議修族譜，時值河決，未能集譜合修，實為吾族之憾事，民國十九年（1930年）于奕溶公、于懷齡公赴東阿尋根問祖，得晤于萬韶公等回微續修族譜，二零零八年冬于保軍，于保敏等赴東阿晤洪范池鎮紙坊村于憲珍于憲福、于慶友等展閱譜頭印證支系昭然有序；二零一零年初三支代表十余人眾驅車再赴東阿閱譜勘林訪親，為履人倫之道，以慰先祖在天之靈，族眾籌議為七世祖復碑清明時節承東阿于氏宗親通力協助復立此碑以示后人，莫忘先祖、尊祖敬宗，國家農業部于康震便是這一支的后裔。三子元美。字魁人，京衛、京歷。四子，元煦，字季和，以廩例貢，任廣西隆安縣知縣，升桂林府兵巡道終檢查司。綬五子元昆，庠生。　　于慎由次子于緯，嗣于慎行，已介紹。　　在此僅解紹于慎行前后四代人身世，其他不再一一贅述。僅此幾代人，足顯于氏家族之顯耀。在其后至今的三百多年中，于氏后裔未達到于慎行及父子兄弟們的顯赫地位，但也不乏官宦、學者、名士之輩。據統計，明末至清，八品以上入仕為官的如：奉政大夫、知縣、文林郎、鴻盧寺，六品軍功、修職郎，登士郎，奎文閣典藉，圣廟書寫官等共二十八人；把總，拔貢，文武庠生、廩生等55人；太學生、儒學訓導、奉祀生、貢生等五十一人。民國時，入南京武備大學學習，后升軍官及在直魯軍任軍官等三人。新中國，有在領導崗位上任地區專員，主任，公安局長，黃委等中高級干部，有國家信息部、農業部干部，又有世界文化名人，眾多大學生，工程師、軍官、軍醫等，可以看出，受其祖上遺傳，以文職為多。于氏家族主要以于慎行兄弟五人為族系，經三百余年世道變遷，遷徒，分布于北京、天津、東三省、廣東、廣西、貴州、河南等十幾個省市，山東省幾乎遍布十幾個市縣。主要以濟南、泰安、聊城、菏澤為最多。而于慎行直系后裔以東阿鎮、洪范鎮為最多。于氏可謂家族興旺，人才輩出。　　顯示于氏家族榮耀地位的建筑標志是原東阿縣（今東阿鎮）古城內的于閣老府及其御敕建筑，以及于氏前后塋地、于慎行神道碑。　　東阿縣以狼溪河橫穿其中而分東西兩城，形成“東阿縣城兩半，狼溪河中間串”的美景。東依少岱山，東北、西南，分別有黃石山、獅耳山拱衛。于閣老府座落于狼溪河東古東阿縣衙南，武衙門街前，總占地二十余畝，分前后于街，于慎行府坻即在前于街中部。單脊挑檐的大門，左右兩塊上馬石，飾花卉等浮雕。五級臺階。寬厚的木漆大門，雕有花卉紋飾，門上匾額雕刻：“黃閣調元”四個大字，大門內迎面是影壁。前院內北屋即正廳，三楹，單脊青瓦，全是磚、土、木結構，墻是里生外熟，即外墻用磚，里皮用土坯壘成。正廳是于慎行會客迎賓的地方�？蛷d正面墻上掛萬歷皇帝親自書寫的“責難陳善”木匾，是因為于慎行“不善臨池”并向萬歷說實話，萬歷褒獎的。顯示了于慎行誠實品德，曾哄動京師，永為榮耀。　　過二門入后院，于慎行夫妻和父母臥室及書房都在此院。于氏其他族人居住在閣老府東與西面。　　于氏祠堂建于閣老府后,祠堂內有乾隆時家譜碑三塊，于氏自遷東阿以來的族人皆刻其上。此處還有兩座御敕石坊。一是萬歷皇帝為于仳側室黎氏夫人敕建的，曰卽《千秋著即蔇》。另一座碑坊是崇禎年建，曰：《三世承恩》，是恩封于慎行，于慎由，子輩于綬、于緯，孫輩于元景，于元燁三代及其夫人們敕建的。　　在西城，還有幾座石坊。一是萬歷十八年，為于紕敕建的《玉堂振藻坊》。永濟橋西，為于慎行敕建的《宗伯坊》；城北門為于慎行敕建的《黃閣調元坊》。另外，還在黃河西楊柳渡（聊城市東阿縣楊柳）為于氏敕建了《于氏始遷坊》。　　這些古建筑，幾百年來，不但記載了于氏家族的光榮歷史，顯耀地位，也極大豐富了這座古城的文化內涵和歷史內涵，從而提高了它的地位。以至成為古代至解放初魯西南一帶的名城和商阜重地。遺憾的是，從公元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至今，于閣老府及其建筑隨著這座古城一年一年逐步被被毀。幸運的是，《責難陳善》匾雖然在“文革”時被村里的付業組當作案板裁剪衣服，字有損害，但該匾仍被村里老婦女主任保存下來。今天閣老府坻已被夷為平地，種了糧菜瓜果，更幸運的是，兩扇大門被當作屋梁被人蓋在屋內，《黃閣調元》四字尚存。二門西望柱尚存，原于氏祠堂內的家譜碑，還在原地子然而立，她們和永濟橋，東城門一起，象幾個失去家園的孤寂老人，晝夜默默地看著狼溪河水緩緩流去。　　于氏祖塋，最初是于時（于慎行祖父）從聊城市東阿縣楊柳渡遷至今洪范鎮謝莊村前的，今叫后于林。于林位于平陰縣洪范鄉紙坊村之西謝莊之南兩河兩海之間，龍泉、扈泉、日月雙泉、孝泉、天地泉、墨泉、拔箭泉、白雁泉八大名泉環繞祖塋流入黃河，四周有華山、云翠山、大寨山、雙禎山等數百個山峰形成百鳥朝鳳、萬花吐芳之勢向祖塋肅然起敬。于慎行辭官里居后，用朝廷賜給他的金幣重新修建的，除于慎行外，于氏家族一應人等皆葬于后于林。于慎行為他祖上修了墳塋，拉了林墻，植了松柏樹，祖塋立有御敕牌坊《龍驤世襲》�，F在的于氏祖塋已全部毀壞，地上建筑已蕩然無存，只有于玭、于暨元等墓志銘存于于氏后人家中，塋地被毀前，歸謝莊村于氏后人管理。　　于慎行墓地，在祖塋前。是于慎行死后萬歷皇帝敕建的，占地60余畝。所葬全是于慎行后代。歸紙坊村于慎行后代管理。叫前于林。　　于慎行墓地坐北朝南，進門楹聯為萬歷皇帝朱翊鈞所撰：“大明先師三代帝王受教誨，朕賜仙居莊嚴肅穆浴皇恩�！庇蓵ḿ倚隙睍�。于慎行墓地，規模宏大，建筑雄偉，墓前甬道兩側，立有石俑，石馬、石羊、石虎和華表各兩對，華表上雕有望天吼。石刻形態逼真，惟妙惟肖。墓地前門外有兩高大石獅，雕刻精細。生動逼真。前門外還各有兩塊石碑，東阿縣令監立，東邊碑額書“恩光金壤”，西邊碑額書“崇溢春秋�！蹦骨敖ā兜坼a玄盧》坊一座，并刻有萬歷御書“責難陳善”四字。石坊兩邊立有十三塊碑，每塊碑皆在前文刻有“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應為圣旨碑，其中有一塊無字碑，據說是傳圣旨碑，即圣旨來后，掛于碑上�！队谖亩ü贡酚尚隙睍鴮�。墓內除去植柏樹等外，萬歷還御植白皮松一百棵，此種松樹為希有樹種，至今僅存44棵，在全國仍屬集中面積最多的。該墓地有如此大的規模，是萬歷恩準，并按一品官例給他這位教師建的，當時并派刑部郎中金繼震等親自護送。工部侍郎劉元霖奉旨遣通政司在右通政王永光親自建造。于慎行的得意門生邢侗在于慎行死后，幫著求敕，求謚及辦理喪葬諸事，于慎行墓地及神道碑刻多由他書寫，直到把墓地建筑全部完成。于林的過亭沒有亭子，但卻在四角各刻有“降龍獺”，這在眾多的林墓中，也極為少見。于林的過亭為什么有降龍獺？其一，于慎行是三代皇帝的老師，人們把過去的皇帝比作龍，而他所教的正是年幼的帝王，在很多事情上，除了在世父王，還有他能降服“龍”，這是再自然不過了，其二，由于于慎行既是明朝詩人、文學家，又是三代帝王師，在當時來說，他雖不是帝王，但卻也是個舉足輕重極少有的人物，所以，把他自己稱為自天而降的一條龍。其三，安在這里的“降龍獺”還起一個“避雷針”的作用，能阻止妖魔鬼怪到此打擾。　　于慎行墓地這座御敕園林，除曲阜孔林。鄒縣孟林外，在魯西南一帶是很少見的。它和閣老府一樣，顯耀著于氏家族的地位。幾百年來，是來東阿洪范一帶游賞者的必游之地。但是，它的命運與閣老府一樣，也是毀于轟轟烈烈地“文革”時代，但它沒毀于當地造反派的手中，卻毀于遠在百里之外的聊城師范的“革命小將”手中。傾刻之間，這位閣老爺就被撒骨揚墳,園內石刻全部推倒。除去當時的大趨勢，“革命小將”可以易地革命的原因外，于林被毀還有兩種傳說，一是于慎行當年得罪了人，他的后代進行報復。二是文革前，聊城師范的學生來于林游玩，摘了一些松殼、被看林人訓斥，學生借機報復。所幸的是，前大門基本保留。于慎行夫婦墓志銘幾經磨難未被破壞，他是被于慎行的第十九代孫于慶坤等在當時施巧計保存下來的。于慎行墓地被毀后，全部石刻被用來修橋和壘石渠，大都破成石料，分為碎塊。為了保住墓志銘不被毀壞，于慶坤等便想出一條巧計，請當時任洪范公社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高長齊（屬東方紅造反派頭頭），在墓志銘背面寫上毛主席語錄，這樣，誰也就不敢毀壞了，高長齊的毛筆字寫的不錯，他欣然同意，揮筆便寫下了：“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事業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薄叭嗣�，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地動力”。果然，建橋時沒有人敢砸一錘。在橋上多年，完整的保存下來。與其說當時高長齊是顯示自己的字寫的好，不如說，是他做人的良知，使于氏夫婦墓志銘這件文物保存下來。他與于慶坤等應千古留名。于氏夫婦墓志銘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重修橋時，有民工欲把它們解成小塊石料，又被當時曾當過民辦教師的民工攔住，并給民工講了它的意義，民工們主動找拖拉機把它運到洪范鄉政府，現保存于洪范池內龍王廟廊檐下。于氏夫婦墓志銘是曾任首輔的葉向高撰文，它保存下來，為研究于慎行生平提供了重要資料。原來的五十九顆白皮松，現僅剩四十四棵，仍枝干挺拔茂郁蔥翠，向今人昭示著，這里就是近四百年前于閣老墓地。　　墳塋等被毀后，墓地內陸續建起了供銷社、糧所、預制件廠.粉房、食品站等。　　近幾年來，于氏家族及當地政府結合洪范山水旅游，欲把這處文物古跡修復起來。經過努力工作，供銷社、粉房等陸續遷出，現已修復了部分石刻。但愿這座御敕園林能恢復舊貌，以告慰于閣老在天之靈。并希望它重現昔日光彩，為現代文明服務。
編輯本段其他
　　顯耀于慎行地位和為他揚名的另一個重要古跡，就是立在現舊縣鄉古御道[現二二零國道]旁的于慎行神道碑。就因為它立于古御道旁，幾百年來凡到過東阿縣的官員、名流、文人、商客等，都要觀瞻此碑，并驚嘆不已，津津樂道，因此也使此碑聞名遐邇。該碑的高廣創中國碑刻之最，“文革”時被毀。據當地人或當年毀碑人回憶，該碑高約十八米左右，寬約一米八，厚約六十多公分，這在全國是極為少見的。碑額書“大明”二字，碑文為：“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谷山于公神道�！弊譃榇髸ḿ倚隙彼鶗�，萬歷皇帝敕建。建造如此大的神道碑，足見萬歷皇帝對他的這位老師的尊敬，也是對他老師的一生功績的肯定。于氏家族,谷城人的驕傲。

東阿于瑞國 · 發表于 2011-3-18 21:47:40

于慎行人才管理思想述評
摘要：于慎行是明代萬歷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在其長期的政治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人才管理經驗。他主張廣開才路、多途并舉，因才制宜、合理任用，重視道德修養，調整任期、提高俸祿，嚴格考核黜陟等。有些思想在我們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谏餍校�1545-1608），字可遠，又字無垢，謚文定，山東東阿人。隆慶二年（1568）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修撰、侍講，禮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是明代萬歷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史學家。作為一名有地位、有影響的政治人物，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于慎行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尤其在人才管理方面，十分突出。針對明代后期政治腐朽、銓選混亂、吏治敗壞的局面，于慎行提出了廣開才路、多途并舉，因才制宜、合理使用，注重道德修養，調整任期、提高俸祿，嚴格考核等思想主張。這些思想主張在當時來說都是比較進步的，有些思想在我們今天看來也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　　　∫�、廣開才路，多途并舉　　　　在中國封建社會，政治清明與否主要取決于官吏素質的高低，而能否獲得高素質的官吏，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如何選拔官吏。對于官吏的選拔，于慎行極為重視，力主廣開門路，多途并舉，盡可能地把各方面的優秀人才選拔到國家官員隊伍中來。
有明一代，舉士之途有三，曰科舉、舉貢、薦舉。薦舉盛于國初，后來隨著國家機構重建的完成和科舉制的完善，薦舉日益輕，至正統時基本停止。舉貢即入國子監學習從而入仕。明初監生入仕亦較容易，中葉以后，隨著科舉的發達，以及監生整體素質的下降，監生入仕日趨困難，甚至終身不得一官，即得選亦多為府州佐貳或邊遠地區知縣。明代舉士最主要的還是科舉。其中進士尤重，國家中高級官員主要從進士中選取，甚至“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①科舉行之既久，其弊端亦日益顯露，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取士范圍狹窄，二是所取不盡得人，三是國家和社會過分看重科名，嚴重扭曲了士子們的人格，損害了他們的身心健康。鑒于以上諸弊端，于慎行認為必須改革現行的人才選拔體制，廣開門路，多途并舉，同時嚴格把關，以保證所取士子品學兼優、才德兼備。
于慎行考察了古代的人才選拔方式，如漢代有察舉、征辟、賢良方正、賢良文學、孝弟力田等，即使是科目，在唐代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算等五十余科，宋代猶有經義、辭賦兩科，而明代只有進士一科。古時通過各種途徑選取的士子因才而任，并無偏重，這樣任何有一技之長者皆可施展其才華，為國所用。而明代中后期卻獨重進士，它途皆廢，對此于慎行極為不滿，“古之所以舉士之道何其大備，而今之舉士何其隘也！……士之于求用于世者，舉進士與省而不得，則一官而已矣！”②在于慎行生活的時代，士子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參加科考入仕出身，如果考不中進士和舉人，便無法入仕從政，為國效力，那么他們就只能白首于一經而無所事事，這確實是人才的極大浪費。明代的舉貢監生尤其如此，在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學習數十年之久而用之如胥吏，確實令人痛惜。對此于慎行曾以深山之材為喻，“夫深山之材養之數十年，必以為杗棟，未有數十年之久，出之風雪霜露之余，而折以為薪者也”。③雖然貢生整體素質有所下降，但并非所有的貢生素質都差，特別是貢生中有許多年長德淳者，給他們以適當的入仕機會，對整個官場作風的好轉還是有所裨益的�！　　　《�、因才制宜，合理任用　　　　從各種人才中選出優秀者充實官吏隊伍后，對這些官吏如何合理任用就提上日程了，這些事情處理的得當與否，不言而喻對國家吏治的好壞、行政效能的高低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于慎行認為安排官吏職務要因才制宜，根據個人才能的長短、器識的大小來任以不同的官職。
任用官員，于慎行認為最主要的因才制宜，即根據個人才能的高低長短而任以不同的職務。能力強的可以不次擢用，要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官職品秩的高低對于官吏能力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一般說來百司群吏處理的事務比較具體，因此以才技為主，而將相大臣需總攬全局，責任重大，其所看重的就并非具體的才技了，這里，于慎行提出了“識”和“量”的標準�！白R者何？高視玄覽，創思遠圖，揆善敗之端，究是非之際，萬物并興，莫不響應，明不足道也”；“量者何？并包兼蓄，一齊殊軌，以靜持躁，以重待輕，險夷輻輳，莫之動搖，弘不足道也”。④簡單地說，“識”，就是見識，“量”，即氣量、度量。于慎行認為“識”和“量”高于一般的聰明智慧和寬恕容忍，對于一件困難的事情、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后即可解決的，具備智慧就夠了；對于一些時常困擾人們的事情、經過自己的努力克制就能解決的，具備容忍就夠了。但對于那些突然發生的、不容認真思索和努力克制的事情，一般的聰明才智和寬恕容忍就不夠了。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于慎行還特地列舉了歷史上幾位他認為具備大識大量的人物的事跡，如謝安、裴度、費祎、婁師德、裴行儉。有鑒于此，于慎行主張安排官員職務時，應注重考察其識量的大小，并據之任以不同的職務：“小不可使大，而大亦不可以為小，短者不可以使長，而長亦不可以為短”。⑤為使官得其人，在安排官吏職務時，于慎行還認為應注意該職務所處地區或部門的輕重緩急。有的地方政務煩劇，吏猾民困，那么就應選派一個明習法令、精明干練的官員；有的地方政務寬簡、民風淳樸，那么一個老成持重的官員就足夠了。在漫長的北方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勢力時有消長，其與明朝的關系亦時好時壞，那么將帥督撫的選任就要視各地邊事緊張程度而定。此外，于慎行還提出官員的選任應注意內外調劑，“列內外之員而亭其淺深多寡，更迭而用之”，⑥朝官適當外調，而外官則適當內遷，這樣有利于官員閱歷的豐富和才干的增長�！　　　∪�、重視道德修養　　　　選拔官員才能很重要，而其道德修養也同樣重要，甚至比具體的才能還要重要。因為人才道德品質的優劣，關乎其將來為官時的忠奸賢愚，關乎國家的吏治好壞和朝廷的長治久安，事關重大，必須慎重。有鑒于此，于慎行認為必須在科舉和銓選乃至將來的考核等諸方面，加強對相關人員的道德考察。
首先在科舉考試過程中必須注重對考生品德的考察。那么怎么來考察呢？于慎行曾多次主持鄉試和會試，他認為最主要的是“辨其志”，即考察考生作文中的意志取向。那些在作文中表現得機巧華辯、八面玲瓏的，一般是屬于趨于利的，而那些表現得樸訥淳厚、中正專雅的，則是趨于義的。他認為義利之辨非常重要，“蓋使志規于義，則其出也，進不敢比周以事主，退不敢營私以自殖；奉官守法，不飾短長，國事揆策，不慮夷險；恥實不懋，不恥不工；恥職不修，不恥不捷。若此者即未必盡非凡絕世之材，然專志一節，修實而效之上，尤將有得士之益焉。何者？其所志者義也。假令希世階寵，追趣逐嗜，曲學以偶時，飾褒以螢眾，巧文以規便，漂說以養交，矯性以博名，鑿空以合變，睆然在纆繳之中而不知所止，若此者即有環奇可喜之跡，而積習所生，使下陰受其敝，元氣損而不知。何也？志規于利而純白渝也”。⑦義利之辨關乎忠佞之分、國家之治，故當慎之又慎。
在安排官員職務時，考察備選者的道德品質同樣重要。對于明代中后期朝政的混亂，于慎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國家缺少才德兼備、素質優良全面的官員，“三代而降，天下何其難治也，其故在于朝廷之上無中和全德之臣，而各用其一偏以為治，是以天下之治輾轉相因，率弊于一偏而不可舉”。⑧于慎行所謂的“全德”就是指優良全面的素質，具體說來包括九個方面：寬、柔、愿（樸實、善良）、亂（善于治理）、擾（馴服忠順）、直、簡、剛、強，這是他在考察三代之治時從皋陶九德說中發現的。他認為官員具備了這九種品德，從政就會充滿仁義，人們也樂于接受他的治理，這樣上下相安，國家就會逐漸達到太平盛世。他進一步指出全德之人是很少的，但選官時還是應盡可能的選取那些品德較為完備的人，“有其三者，則始以為大夫，而有其六者，則始以為諸侯”，⑨就是說，要根據其品德的完備程度來任以不同的官職�！　　　∷�、調整任期，提高俸祿　　　　明代官員任期前后不一，于慎行生活的萬歷時期，由于神宗怠政，致使官滯于曹，于慎行認為這不利于吏治的好轉和行政效率的提高，必須加以調整。另外，明代官俸過低，于慎行認為應適當提高，以保證其生活需要，以利于官員們安心任事，對減少腐敗也有一定好處。
關于官員任期，洪武時期定為九年，三年一考，九年敘遷。當時政尚寬簡，與民休息，地方官吏亦奉公守法，不甚擾民，因此明初官吏久任行之無礙。中期以后，仕風好高務進，多不愿久任，朝廷上亦擔心地方官久任一方與地方勢力相勾結，侵擾百姓，因此任期逐漸縮短。而到了萬歷中期，由于神宗怠政，官吏的升遷任免常不能按時進行，整個國家機器處于半癱瘓狀態，地方官有九年考滿仍未被召者。于慎行對這種“官滯于曹”的情況非常擔憂，他認為一個人的精力及其政治上的規劃大約以三年為準，三年之內他可以按其初期設想有所作為而不必改變思路；如果任期為六年，那么就得分為兩個階段，“以其半為威，以其半為惠”，⑩這樣一張一弛，文武相濟，政治才能常新而持久；若六年考滿仍回任原職，政事就不好處理。另一方面從官員的角度考慮也多有不便，當時地方官十分難當，上有朝廷束縛，下有豪右左右，地方官處在這樣一種夾縫中，十分辛苦，任期六年尚可，九年便顯得長了。
明代官俸較前代極低，“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11洪武二十年定百官月俸，正一品月俸米87石，以下減至從九品5石。成祖即位后為解決財政困難，百官俸祿開始折色，百官俸祿進一步降低，以米計算，大致是正一品月俸50石，減至從九品不足5石。此后這一數額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明中葉以后，社會經濟日益繁榮，人們的消費水平也逐漸提高，官員俸祿相對而言就顯得越來越少，有時甚至不足以維持官員的基本生活。如正統時人陳復，官杭州知府，正四品，為官清廉，卒之日，貧不能殮，其友右副都御史軒輗“倡僚屬助乃克殮”。12由于官俸薄，官吏多有以官營商者。對此于慎行表示反對，認為士大夫身自有任，不應與商賈為伍。他希望朝廷能夠提高官員俸祿，至少應能滿足為官者一家人的生活所需，否則貪官污吏無法消除，即廉潔者想做清官也很困難了。
凡事不勸則無以進，不懲則無以戒，政治尤其如此。于慎行認為，各級官吏是否認真執行國家的法令、履行其分內職責，也即其政績如何，必須進行認真的考核，并在此基礎上予以賞罰黜陟。
明代對地方官吏的考核分考滿和考察兩種，考滿實為考績，是按任職年限對官吏進行的行政能力和政績的常規考察，三年一考；考察則是在特定年份對所有官吏進行的統一考核，亦三年一考�？紳M和考察均采取層級法，府考核縣，布、按二司考核府，巡撫、巡按考核布、按二司，最后由撫、按通考造冊報吏部，吏部經再次審核后作為對官吏賞罰黜陟的依據。于慎行很贊同這種層級考核辦法，認為這樣全面而不紊亂�？己诉€應全面真實，而不能僅憑主觀印象或一面之詞，否則便會有失公允，甚至名實完全相反，“用目飾行，用耳飾聰，故上有治名，民或以為厲，下有神譽，上或以為罷，是隔垣之視也，臧否安可稽也？”13
明代中央對邊將的考核主要通過監軍御史來進行。雖然明代的監察體系非常嚴密，但有時由于選不得人，御史本身往往貪污腐敗，“文吏所欲與，或為施之，文吏或欲取，或為聚之，則察有時昏而剛有時折矣”。14邊將與御史相互勾結后，便得以隱敗掩過，甚至冒功請賞。因此，監軍御史的選任應嚴格，以求考核的真實可靠。
在考核無誤的基礎上，應以此為標準，嚴格賞罰黜陟。明初對官吏犯法的處罰極嚴，但中葉以后變得越來越松，往往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歷史上宋代法律甚寬，于慎行認為尚不如明代寬，“宋時，待下有禮，然至于兵敗必誅，贓罪必刑，未有姑息遷就以全體面者。本朝無其恩禮，而法亦不行，……贓吏巨萬，僅得罷官”。15刑賞不明，廉能之吏無以激勸，貪墨之官大行其道，政治的腐敗勢所難免。因此于慎行認為必須嚴格刑賞，“廉能有狀，顯以不次可也，弗問其資品矣；貪虐有狀，辟在刑書可也，弗問其人地矣”。16只有這樣才能起到獎善懲惡，使政治高效廉潔的作用�！　　　×�、結語　　　　綜上所述，于慎行從明代后期的政治腐敗、吏治混亂的實際情況出發，結合歷史的經驗，在人才管理上提出了一系列極有創見的思想和建議，其中的某些方面在今天看來也是頗有價值的。于慎行批判了純用科舉的弊端，要求廣開門路、多途并舉，使有一才一藝者皆為國家所用，這些見解是很好的，但卻很難實現。在封建社會，人才的選拔是為了補給國家官僚隊伍，并非任何有才能者皆能為官，其實亦不必為官，于慎行未能將知識分子從政治中獨立出來對待，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知識與科學不可能獲得獨立和發展，知識分子也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出路。在官吏的任用上，于慎行主張慎重選任官吏，根據被選者的素質及所授職位的性質等予以任用，以求得人。這與當時任人唯親、黨同伐異的情況相比顯然是進步的。在選拔和使用人才的過程中，于慎行還十分注重對相關者思想品德的考察，這在當時士風萎靡、政治敗壞的情況下是必要的。但道德修養的提高一方面在于個人的自覺，更重要的在于統治階級自上而下的倡導，而明代后期以皇帝為首的封建統治階級已經腐化墮落，于慎行的愿望很難變成現實。在官員的任期和待遇上，于慎行提出了調整任期、提高俸祿的主張，這對于提高行政效能、減少腐敗有一定好處，其高薪養廉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在官員的考核上，于慎行要求嚴肅認真，考察力求全面準確，賞罰黜陟力求嚴明，這有利于獎善懲惡、澄清污濁的吏治。
于慎行的人才管理思想中也有一些不應肯定的東西，除了前文提及者外，主要是于慎行作為一名政治家，其人才管理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在于挽救明王朝的腐朽統治，在于維護整個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當然這些主要是由于其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但如實地指出這種局限性，也是我們評論其人才管理思想的應有之舉�！　　　⒖嘉墨I：
[1]《明史》卷70，《選舉二》。
[2]《谷城山館文集》卷13，《東阿縣學歲貢題名記》。
[3]《谷城山館文集》卷13，《東阿縣學歲貢題名記》。
[4]《谷城山館文集》卷42，《己卯江西程策第三問》。
[5]《谷城山館文集》卷42，《己卯江西程策第三問》。
[6]《谷城山館文集》卷4，《送藩伯楚筑傅公上南京光祿卿敘》。
[7]《谷城山館文集》卷10，《山東鄉試錄敘》。
[8]《谷城山館文集》卷39，《九德論》。
[9]《谷城山館文集》卷39，《九德論》。
[10]《谷城山館文集》卷8，《賀滋陽武侯六載考績敘》。　　[11]《明史》卷82，《食貨六》。
[12]《明史》卷158，《陳復傳》。
[13]《谷城山館文集》卷41，《乙酉應天程策第二問》。
[14]《谷城山館文集》卷41，《乙酉應天程策第二問》。
[15]《谷山筆麈》卷3，《國體》。
[16]《谷城山館文集》卷41，《乙酉應天程策第二問》。

東阿于瑞國 · 發表于 2011-3-18 21:48:12

于慎行的文章理論
于慎行(1545-1608)字無垢,謚文定,山東東阿人,萬歷朝官至東閣大學士,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史學家�！睹魇贰繁緜鞣Q:“神宗時,詞館中以慎行及臨朐馮琦文學為一時冠�！薄�1〕(卷二百十七《于慎行傳》,P5739)于慎行不僅以詩歌馳譽詩壇,而且文章卓然名家,時推大手筆,在其生前已有“天下文章在指南”、〔2〕(卷五《寄壽于秩宗年伯》)?“一代文章推北斗”〔3〕(卷六《寄壽于宗伯谷峰六十四首》之一)?的美譽。慎行歿后 ,其摯友、時任東閣大學士的葉向高序其《谷城山館全集》,盛贊:“發為文辭,皆舂容宏麗,深至委婉,于情事曲折無所不盡,而于氣格、詞理、意象、色澤無所不工�！苑敲� 世宗工,人巧天工,合流駢出,何以有此?於乎休哉!信著作之大成而熙朝之盛事也�！薄�4〕(卷八《〈谷城山館全集〉序》)?其后,董其昌、錢謙益、張岱、黃宗羲、全祖望諸人無不給予高度的評價。于氏在隆慶初年至萬歷中期,度過了其輝煌的創作生涯,并形成了系統豐富的文章理論。這一時期,“后七子”漸逝,公安方起而竟陵未興,文壇新舊交替,風起云涌,各家文論主張至為紛繁復雜。于慎行作為一代名家,其文章理論能夠不為門戶宗派的藩籬所囿,自張旗幟,成一家言,在我國古代文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值得深入探討�！　∫�、對七子派文學復古運動的反思和總結　　于慎行出生后兩年,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復古主義文學流派即開始勃然興起。他們與“前七子”聲應氣求,標榜“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主張大歷以后書勿讀,甚至公然以模擬代替創作,籠罩文壇四十余年,一時天下文士趨之若鶩,鮮有人敢于立異。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環境中,于慎行度過了其早期創作生涯。到他晚年,“后七子”文學復古運動已只剩余波流衍,衰態畢露,于慎行目睹其盛衰,對其展開批判,成為當時少數最早對“ 后七子”文學復古運動的流弊進行深刻反思和總結的人物之一。其中關于詩歌的言論,尤其是兩篇著名的樂府和五古小序,向來被視為于氏反文學復古的代表性言論而廣為人所稱道, 在我國詩學史上產生深遠的影響,錢謙益至謂其“箴歷下之膏肓,對病而發藥”,〔5 〕(丁集中《于閣學慎行》,P548)?已成千古定論。而實則于慎行的論文部分,雖少為人所重視,也多有可觀之處,清人顧炎武、金埴、黃恩彤、周天爵等均有所援引。于慎行目光如炬,洞達古今文章之流變,對“七子”復古派的依傍影響、擬議不化、厚古薄今的擬古原則和方法都進行了批評,指明其“形腴神索,表澤中枯”的癥結所在,認為文之雅俗固不在復古與否,這就撼動了復古派所由立論的基礎,誠可謂是對疾針砭�！　〉�,對于于慎行,我們畢竟不能單純地以王、李一派的反對者視之。他與李攀龍為鄉人, 當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四十年(1561),負笈濟南時,李攀龍正隱居于白雪樓 ,過著優游林下的生活,與于氏恩師朱衡交好。于慎行似乎不曾有過親炙其教的機會,但他最親密的少年同窗于達真,據慎行自己說,卻有幸“從其邑李滄溟先生游,先生于當世士少所許可, 獨進子沖(指于達真)與語,若將以不朽托之”,〔5〕(卷二十《明故亞中大夫陜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完璞于公墓志銘》)?幾乎成了李攀龍文統的繼承人。存世文獻雖未見有慎行與王世貞直接交往的記載,但雙方都互存善意和尊敬。至于“后七子”外圍的重要成員中,如“ 廣五子”中的李先芳、吳維岳,“續五子”中的趙用賢,“末五子”中的李維楨、魏允中, 以及“四十子”中的周天球、魏允貞、邢侗、吳稼諸人都與他交誼深厚。于慎行不僅推崇李夢陽、邊貢等“前七子”重要人物,對王世貞、李先芳、吳維岳、李維楨等當世諸子的詩文創作也多所推許。而對于李攀龍這位曾經引領一代文風的鄉前輩,于慎行尤其懷有深深的敬意,每每標舉其為文壇典型,而不吝給予高度的評價,如推許其“為世宗盟”,〔5 〕(卷十七《明故鄉貢進士少虛先生趙公墓志銘》)?稱贊其詩文為“大雅音”�！�7 〕(卷四《壽李北山先生八十》)?于氏早期的詩文作品中,留下了學習李攀龍的深刻印記。四庫館臣取于氏晚年之論,以為“慎行于李攀龍為鄉人,而不沿歷城之學”,〔8〕 (卷一百七十二,P1512)?未免有失偏頗�！　∮谏餍姓\然是無法自外于他所處的時代,復古與反復古的文學思想,相為糾纏斗爭,貫穿了他一生長長的創作生涯。他為至交朱維京的《朱光祿集》作序,即因此而慨嘆:“藝文之緒亦難言矣�！痹缭谌f歷二年(1574),年輕的于慎行代官方發聲,即宣言“復古”:“文之以華奇為工者,學不明也,其道在尊經而復古�！薄�5〕(卷四十一《甲戌會試程策第三問》)?中期以后,于氏已漸漸沖破七子派復古的牢籠,但是就在作于萬歷中期的《〈朱光祿集〉敘》中,對于七子派文學復古運動所起的歷史作用,他也并非簡單地一概抹殺,而以歷史的眼光加以肯定:“近代一二宗工,倡為復古,大振先秦西京之業,豈不斐然?”在晚年為知己馮琦所作的《〈宗伯馮先生文集〉敘》中,他說:“近世名家輩出,非先秦西京,口不得談,筆不得下,至土苴趙宋之言,目為卑淺。而眉山氏家法,亦若曰:‘姑舍是云�！� 人少而操縵,亦謂為然,久而思之,不也�！薄�5〕(卷十二《〈宗伯馮先生文集〉敘》)?可見于氏從“七子”復古派的舊營壘中突圍出來,重新審視前代文學遺產的復雜的思想嬗變過程。
不過于慎行到底眼光卓絕,在其早期之作《己卯江西程策第二問》中,對于歷代文學遺產, 實已能有相當剴切通達的持平之論:　　文之與時高下,亦若是而已矣。是故五帝之事,若有若無;三王之事,若存若亡。論者猶謂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變,商周麗而雅。又或稱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蓋取諸六籍,而萬世文藝之淵源肇焉。春秋、戰國之文,繼六籍而作,而其理不及也。然而攻奇飾說,本原百物,極窈窕閎肆之談,使后世工文者,雖出入萬變而未可得易,斯已奇矣。兩漢之文,竊春秋、戰國之意用之,而又不及也。然而椎雕為樸,反華為質,善敘事理,能得人情,言之精者可以不朽,斯已偉矣。晉、宋、六朝,竊漢之詞用之,而又不及也。然而善 ?鑄古人之言,以耀光鬻采、霞駁云譎,如登赤城之嶠,炫目動心,麗而不淫者矣。唐人竊六朝之體用之,而又不及也。然而沈浸郁,貫穿百家,其詞平易爾雅,不為琦辯,雖風骨靡而不振,其韞富矣。自韓愈氏至于宋,變唐人之體而去其辭,而又不及也。然而探賾鉤深 ,咀?NC431?道要,刊落華藻而歸之本根,雖有蕪陋,然其淵源正矣�！�5〕(卷四十二《己卯江西程策第二問》)?　　此篇策問視野宏闊,縱論千古文章,足見在于氏心中,文學代勝,各有千秋,不必偏廢。由此種觀點,進而推導出反復古的文學主張,也就只有一步之遙了。唯其與復古派有如此深厚的淵源,于慎行的入室操戈,才顯得格外有力,而且如宋佩韋先生所說:“說話婉轉,又不自以為是,其風度尤為人所難及�！薄�9〕(P757)?葉向高序《谷城山館全集》云: “公之文,就一篇之中,則沉雄規之秦漢,流暢出入宋唐,乃其取材于昭明之選為多。若概其生平 ,則少年之作以宏富為宗,故近六朝;中歲以后,以骨力為主,故參東西京;至于晚節,則陶洗鉛華,自生姿態,又若在昌黎、眉山之間�！薄�3〕(卷八《〈谷城山館全集〉序》)?葉序清楚地說明了于慎行一生文章創作的道路,他轉益多師,視野最寬,取徑最廣, 而才力又足以稱之。事實上,于慎行不僅如錢鐘書先生所言是“曾受‘七子’影響的一位過來人” ,〔10〕(《〈宋詩選注〉序》)?他也以“四六擅名”,〔11〕(卷十《四六》 ,P270)?到晚年,又對唐宋文章表示出偏愛。唯其如此,他的文論主張才能洞達古今,而不至于有一偏之見�！　《�、宗經和務學　　于慎行是晚明實學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孜孜求為有用之學,期在經世致用,因此,他既非純粹的理學家,也非純粹的古文家。他所理解的“文”多是包涵最廣泛意義上的文學性的文和非文學性的文,如說:　　今之文體當正者三,其一,科場經義為制舉之文;其一,士人纂述為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國上下所用為經濟之文�！　》蛟t令制敕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夫建白題奏之文,臣下所以弘獻納也……夫纂述紀錄之文,史局所以傳信也……符牒檄命之文,諸司所以喻官守也……〔6〕( 卷八,P84～85)?　　在第一則中,文學性的文僅僅附屬于“著作之文”;而在第二則中,強調文的實用性、事功性,更無文學性的文的立足之地。于慎行的所謂“文”,仍是雜文學的觀念�！　‰m然在有些時候,于慎行也會強調“辨體”的重要性,而給予文學性的文以相對獨立的地位 ,但是在更多的場合,從內容出發,他顯然偏重強調文的實用性、事功性,甚至將其上升到 “關乎政體”、立言不朽的高度,認為“文章、政業,皆本諸心術,不可歧而二也”,? 〔5〕(卷十《〈應天鄉試錄〉敘》)?而主張正文體。于慎行主事禮部多年,對歐陽修借主持科舉改革嘉?文風大加贊許,認為“今之文體,弊亦極矣”,改革文風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需要朝廷政治力的介入,而主事大臣應有“力任其責,身當眾怨”的能力和勇氣來加以執行�！�12〕(卷十一,P417)?　　隆慶、萬歷年間的文體變化,是古今文章的一段變遷。傳統古文的創作至此已舉步維艱,邁入低潮,而小品散文的興盛則成為其時文壇最引人注目的變化之一。丹葩耀林,相形之下, 已無法產生一代新文章的傳統古文更是黯然失色。明清時期比較正統的文人都不免屢屢致慨于此,于慎行身當其時,目擊文壇現狀,亦頗不概于心,在《谷山筆麈》中表述了明確的看法:“文體之弊,大端有四,曰譎而不平,曰駁而不粹,曰巧而不渾,曰華而不實。此皆生于不足,非有余也�！贬槍ι鲜鏊姆N文體弊端,于慎行開出了療治之方:“夫文者,取裁于學,根極于理。不足于學,則務剽剝以為富,纂組以為奇,而譎與駁之弊生。不足以理,則以索隱為鉤深,談虛為致遠,而華與巧之弊生,卒之有而及,無俯而就,有鼓之而出,無按之而應,心力盡于此矣。世方慕為瑰瑋之聲,卓絕之調,何哉?”〔6〕(卷八,P85 )?他所強調的“取裁于學,根極于理”,其實就是宗經和務學的主張�！　�1.宗經　　于慎行在為同年摯友沈懋孝《長水先生文抄》所作序言中,借沈氏之口,對孟子歿后,“韓愈、歐陽修、蘇軾之徒宗之以為文;程顥、程頤、陸九淵之徒宗之以為道。此兩大派者,迄今學士奉為正摹”〔13〕(《〈長水沈幼真先生文抄〉敘》)?的局面不能滿意,但他也無意攀附古文家的“文統”和道學家的“道統”,而試圖消弭兩者之間的對立。他的欲合文、道而為一的文學思想,乃是要達到所謂“宗孔孟兼左馬”的目的,這就不能簡單地視作是宋儒以來的“文道合一”論的老調重彈。于氏對文章家的雕章琢句的形式主義固有不滿,而他所說的“道”,卻也并非像道學家所理解的那樣狹隘。他的宗經主張正是其欲合文、道而為一的文學思想的合理延伸。晚明時期,伴隨著心學的滋生廣流,思想領域呈現出多元活躍的新局面,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儒家傳統思想已遭到嚴重的挑戰和修正,宗經的文學主張不絕如縷。在以評經著名的孫之外, 于慎行也旗幟鮮明地主張宗經,如說:　　故欲使經濟之文一出于正,必匡之于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于正,必端之于制舉,而欲使制舉之文一出于正,反之于經訓而后可也�！�6〕(卷八,P84)?　　近年以來,厭常喜新,慕奇好異,六經之訓目為陳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陳言既不可用 ,勢必歸極于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勢必求助于子史,子史又厭,則宕而之佛經,佛經又同 ,則旁而及小說,拾殘掇剩,轉相效尤,以至踵謬承訛,茫無考據,而文體日壞矣。原其弊始,則不務經學所致爾。
故文至今日可謂極盛,可謂極弊矣。川不可障則疏其源,華不可斂則培其根,亦反經而已矣。誠令講解經旨,非程、朱之訓不陳,敷衍文辭,非六籍之語不用,此培根疏源之方也�！�6〕(卷八,P86)?　　于慎行洞察文風流變,批評當世之文之歸極于清空,求助于子史、佛經及小說,而無救其日壞之弊。他認為只有宗經才是培根疏源之方,而有可能使經濟、著作、制舉之文一出于正。他注意到他的時代正是文風轉變的關鍵時期,其批評指涉當時蓬勃興起的小品文字,反映出個人的文章嗜好,是其文章觀的保守部分。但于氏敏銳地預見到宗經主張對當時文風的反撥 ,這一點卻為明清之際的文風轉向所證實。這種文論觀點仍是以儒家傳統為本,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正統文人的觀點。于慎行出身孔孟故里,自己正是典型的齊魯之儒,而一生期在實學經世,對程、朱理學和王陽明心學都不能滿意,轉而回首原始儒學,追蹤孔、孟,以為取資對象。因此于慎行的宗經主張,帶有濃厚的地域和個人色彩,在他自己是終身服膺,絕非泛泛之談。其文章每每引經據典,立言有體,論有根據,中和節度,歸于大雅,表現出一種從容典重之風。邢侗謂“先生文章命世,渾厚不斫,居然謨典”,〔14〕(《〈東阿于文定公年譜〉跋》)?呂坤稱贊“公起八代,還諸三墳。鳴鏑大雅,振鐸斯文”,〔15〕 (卷九《于文定公誄辭》)?都的確道出了于氏文章宗經的風格所在�！　≈档米⒁獾氖�,晚明時期,師心的文學思潮日趨高漲,在此背景下,于慎行在強調以儒家經典為宗時,也重視主體心靈的自由活動。在《〈濟美堂集〉敘》中,他明確指出:“文沿器象而志意管其樞機,理寄縹緗而性靈為之橐。故必陶?經誥,澡瀹神心,榮悴不縈其懷,得失不纏于慮,然后酌理以富才 ,積學以儲寶。故能策不羈之輪,軼埃而遠御,秉燭照之匠,閱意象而運斤,追琢其章,彬彬可述者也�！薄�5〕(卷十《〈濟美堂集〉敘》)?所謂“陶?經誥,澡瀹神心”,正表明宗經與主體心靈的自由活動可以是密合無間的,而文章的藝術創作并不因宗經而喪失其主體性,相反會相得益彰。于氏一身而兼名臣、學者、文學家的多重身份,在強調宗經的同時,也預留了文學的位置,而不至于偏廢,這是他通達高明之處�！　�2.務學　　晚明學風向稱空疏荒陋,但身處其中的于慎行卻是少數代表學風轉向的指標性人物之一。史稱其“學有原委,貫穿百家”,他的許多文章,帶著濃濃的學術氣息,而呈現學者之文的典型特色。當他強調宗經的一面時,于氏對于為文闌入子史、佛經、小說之語大為不滿,力求典正雅訓,可是當他主張務學時,對于文章出入百家,上下千古,就顯露了學者本色,表現出最大的興趣。因此,他雖偏好《史》、《漢》文字,卻推崇《淮南子》能自成一家言,為漢代文章第一,以為“《淮南》論道術,其言有識,不可磨滅,上也;《史記》不號為文, 而其文之妙為千古絕唱,次之;至于夸麗求工,曲終奏雅,薄于技矣”�！�6〕(卷八 ,P86)?至于當代文壇人物的文章創作,他則如此評價道:　　先生(指于慎思)漁獵最博,議論最豪,然其為文,茹古涵今,自立機軸,氣骨本　　遷史,體裁出昌黎氏,雄渾淵博,蒼然古色�！�5〕(卷十二《〈龐眉生集〉敘》)?　　先生(指于慎言)才高而俊,學博而精,發為文辭,探源《國》、《左》,托體六朝。? 〔5〕(卷十二《〈沖白齋存稿〉敘》)?　　(傅光宅)博聞強志,貫穿百家,落筆千言,詞采流麗�！�5〕(卷二十二《明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金沙傅公合葬墓志銘》)?
其(指朱衡)學無所不窺,為文詞雄奧�！�5〕(卷二十八《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鎮山朱公行狀》)?　　這些人或是兄長,或是師友,都與于慎行談文說藝,相互引為同道,是曾經深刻影響過其文藝道路的重要人物。在對他們的贊許中,也鮮明地流露出于氏務學的文論主張�！　∮谏餍惺种匾晫v代文學遺產和傳統文化的學習和繼承,希望能在取裁于學、出入百家的基礎上,達到自成一家的目的。在《己卯江西程策第二問》中,他說:“古之為文者,沉涵百氏,醞釀千古,茫乎泱泱,而不知其門。若夫學一先生之言,讀之而可辨也,則下矣。不儲學之過也�！钡搅恕豆壬焦P麈》中,他更指出:　　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藥,今人之文如合成之藥。何也?古人之文,讀盡萬卷書,出入百家,惟咀嚅于理奧,取法其體裁,不肯模擬一詞,剽竊一語,泛而讀之,不知所出,探而味之,無不有本,此如百草成煎,化為湯液,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今之工文者不然,讀一家之言, 則舍己以從之,作一牘之語,則合眾以成之,甚至全句抄錄,連篇綴緝,為者以為摹古,讀者以為逼真,此如合和眾藥,萃為一劑,指而辨之,孰參、孰苓、孰甘、孰苦,可析而盡也。乃世之論文者,以渣滓為高深,湯液為膚淺,取古人之所不為,謂其未解,拾古人之所已吐,笑其未嘗,不亦鄙而可憐也哉!〔6〕(卷八,P88)?　　于慎行以“煮成之藥”與“合成之藥”的區別來比喻古人之文與今人之文的不同,推崇讀書破萬卷、不知所出而又無不有本的境界,為他自稱在創作上的“無所模擬”做了最好的注腳, 充分顯示出于氏開闊無比的文學視野和兼收并蓄的學術胸襟,既是他合辭章、學術為一體的個人特質的反映,更是對當時流行的擬古主義的文人之文的有力反撥。于氏本人的文章以學殖為根,斟經酌史,淹貫百家,信筆所至,往往有本有原,即便是模山范水之作,也每有考證文字,這顯然與以公安派為代表的新派文人迥異其趣。邢侗謂其“若夫六經子史 ,油素雜篇,三唐鼓吹,漢魏槧鉛,靡不疏明于臚句,討其真詮”,〔16〕(卷二十《祭東阿尊師于文定公文》)?黃宗羲稱贊其“博贍經世,固是名家”�！�17〕(卷四十一《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敘》)?　　這種宗經和務學的主張在晚明的文學思潮中雖一度式微,卻已隱開明清之際汲古返經的文論主張的先緒。但是于慎行畢竟也是深知文章三昧的一代作手,當他有余暇“理藝文之余緒” ,而得以專注于文章自身的藝術性時,他就不免要發出這樣的疑問:“原夫人文既兆,作者云興。含章司契者,握筆而腐毫;覃精研機者,抱策而華首,豈不欲凌厲往哲,馳騖林府, 使文與星漢凝暉而名與金石等敝哉?然或學淹群籍而辭非高俊;或華窮藻繪而理參純駁,原其命志,氣倍前人,及課成功,半折心始,其故何也?”〔5〕(卷十《〈濟美堂集〉敘》)?如何將強調宗經和務學的主張與尊重文章自身的創作規律完美地統一起來,而不至于在創作中出現畸輕畸重的情況,這是于慎行亟需解答的重要課題。這樣,于氏就因應時代文學思潮的新變,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儒家正統的文學觀念,具體表現為提出了“文以神化”的主張。
三、文以神化　　　　于慎行以“神情”說詩,而反對務為修辭,于晚明諸詩論家外自張旗幟,見解高妙,是對我國傳統詩學的一大貢獻。與此相似,他的論文,在內容方面雖有崇實黜虛的特點,但一旦深入文章內部,涉及文章自身的創作特點、規律,于氏轉能論之以虛,標舉“神會”,進而主張“文以神化”。他這樣說:　　文章亦有神會,大而天地,小而蟲魚,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不可以發人之精思,而鼓人之神魄,何必方尺之函,數寸之管哉?古之制器者,見轉蓬而為車,聞風鳴而制律,豈拘拘于形聲之中耶?蓋必有以神契者矣�！�6〕(卷八,P90)?　　夫文者,以神會者也,得其似而未真,是胡寬之營新豐也;得其真而未化,是優孟之學叔敖也。古有以舞劍而悟書者,入神矣。若乃不求其所以言,而丹青藻綠,惟其色之是肖,不亦遠哉?是何也?不會神之過也�！�5〕(卷四十二《己卯江西程策第二問》)?　　于慎行重視文章的感興問題,認為世間萬物,耳目所及,無不可以發人精思,鼓人神魄,實際上是要求作者能擺脫形式上的束縛,自由地抒發己見。他強調作文當以“神會”為本,離形得似,傳形之真,進而化之。否則,徒以詞藻雕琢為工,都不足以言文章。針對劉知幾《史通》“論史之煩省”的問題,他在反駁中,對史家文字的“神”作了更詳細的說明:　　夫史猶繪也,善繪者具人之體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摭事之故實而必存其氣象。是故詞有繁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欲其一披簡書,千古如覯也。公索亡祭牲,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覘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辛垣衍,則紹介之言畢載;王生從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漢》之妙也。而子玄略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采,是猶操公輸之規墨而裁成度索之枝,執神禹之斧斤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哉?其失也淺�！�5〕(卷四十《劉子玄評史舉正》)?　　所謂“丹青難寫是精神”,史傳文章必于故實之中存其氣象,得其神采,始能“一披簡書, 千古如覯”。他批評劉知幾一味強調文字的簡約,會使人“讀之索然,了無神采”,失之于淺�！　∧敲�,于慎行所強調的“神”,其特點為若何?在《〈宗伯馮先生文集〉敘》中,他給出了解答:　　天壤之間,有形有質之物未有能不朽者,必化而后不朽。金石之堅,泐且蝕焉而朽;土木之 ,蠹且蘇焉而朽,惟毋化也。水之洋洋,代而不息,朽乎哉?火之炎炎,傳而不盡,朽乎哉?何者,化也。人心之精,吐而為言,言之倫要,敷而為文,此必有變而之化者,無變而之化,而欲高馳虎視,樹千載之標,豈其質哉!……蓋先秦西京之文,化而后為眉山氏(指蘇軾),眉山氏之文,化而后為州氏(指王世貞)。眉山氏發秦漢之精蘊,化其體而為虛 ;州氏攬眉山之杼軸,化其材而為古,其變一也。世人不知,一以為趙宋,一以為先秦西京,徒皮相爾�！誓懿粸榍貪h者,而后能為秦漢,此則不可朽爾。何者?文以神化者也 �！　∷鲝垺拔囊陨窕�,因此特別提出“化”的概念,其實就是變動不居、與時俱進的意思。文學創作,唯其以神化之,生生不息,斯可不朽。否則,離開了“神”的統攝,徒留“物之形質”,即便“合之以體”,“模之以辭”,仍只能是“方興方毀,方新方故,不朽何之” 。他因此批評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后七子”復古派:“頃者,先正諸公亟稱擬議以成其變化,豈非名言?然擬之議之,為欲成其變化也。無所變而之化,而姑以擬議當之,所成謂何?夫酒醴成于曲蘗,而曲蘗非酒也;湯液成于藥石,而藥石非湯也。有如以酒醴為澉澹而其,以湯液為清泠而咀其渣滓,文而肖是乎哉?”〔5〕(卷十二《〈宗伯馮先生文集〉敘》)?于氏以釀酒和煮藥為喻,意在強調學古須有變化出新�；c不化,是文學作品能否獲得持久藝術生命的根本分野。于慎行一眼看盡古今文學流變,以“化”論創作,重在揭示出文學這一客觀現象的內在發展規律,于是,文學古今優劣的問題得以消解,宗派門戶之爭失所依傍,而復古與反復古主張之間的尖銳矛盾也得以調和了,這是他眼光獨到,高出同時文論家的卓越之處�！　∮谏餍姓撐囊蕴�,主張神會變化,這就顯露出了他的文章家本色。他推崇莊子的文章“汪洋浩渺,若斷若續,常使讀者未易詮解,故是文章家絕技”,〔18〕(卷二百三十七《〈海岳山房存稿〉敘》,P2442)?又稱贊“《史記》不號為文,而其文之妙為千古絕唱”, 〔6〕(卷八,P86)?但是他雖不至于完全蔑棄文法,卻絕不會斤斤于法度。這就使他主張的神會變化,與“唐宋派”所強調的“神明之變化”〔19〕(卷十《〈文編〉序》)?有了本質的區別,蓋后者仍不過是將“法”定義為“神明之變化”。于慎行的批評《史記》文字,因此轉能別具慧眼,而為一般講文章篇章布置之法的論家所不及,如說:
　　《太史公書》多所抵忤,即如《老子》一傳,辭語自相矛盾。既曰過關去,“不知其所終” ,又歷數其子孫,至漢文帝時仕者名字,其世系譜諜,一一可指。子孫既可考如此,又以為太史儋,而“莫知其然否”,則所謂子孫者,儋耶?聃也?〔12〕(卷一,P8)?　　《史記•屈原傳》為文章家所稱,顧其詞旨錯綜,非敘事之正體。中間疑有衍文,如論懷王事,引《易》斷之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奔蠢^之曰:“令尹子蘭聞之大怒”,何文義不相蒙如此!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則以為文章之妙,變化不測,何其迂乎?〔 12〕(卷二,P17)?　　于氏先進的文章理論和大膽的懷疑精神使他在《史記》這兩個聚訟不息的問題上卓有所見, 道人所未道,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即援引其對《屈原列傳》的批評。這是于氏遠比拘于“ 文章義法”的文論家高明的地方�！　∵@樣,于慎行雖然也高舉宗經和務學的旗幟,但在具體行文時,并不拘拘于尋常筆墨間,而能時時于從容典重之外,出之以奇崛之氣,神而化之,使人忘其為高文典冊,其代表性的散文多能做到這一點。如其名作《〈太保殷文莊公文集〉敘》,清人徐文駒所編《明文遠》收入,評曰:“議論瑰瑋,有渾渾噩噩之氣,而起伏照應,一筆不茍�！薄�20〕(《〈太保殷文莊公文集〉敘》)?
于慎行的文章理論,既是其個人文學特質和山左地域文化的反映,也有著時代文學思潮的深刻折射,包涵著系統豐富的內容,在我國古代文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慎行既不為七子派的文學復古主張所牢籠,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學”的矯枉過正,能夠自張旗幟,拔出流俗,卓然成一家言,促進了晚明文論的繁榮。在明清之際由文人之文向學者之文的演變歷程中,于慎行實際上已以其文章理論及創作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這是我們長期以來所忽視了的,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而加以深入研究�！　　　　矃⒖嘉墨I〕　　〔1〕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馮琦.宗伯集[M].明萬歷刻本.　　〔3〕申時行.賜閑堂集[M].明萬歷刻本.　　〔4〕葉向高.蒼霞草[M].明萬歷刻本.　　〔5〕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于慎行.谷山筆麈[M].北京:中華書局,1984.　　〔7〕于慎行.谷城山館詩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永?等.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　　〔9〕宋佩韋.明代文學[M].宋佩韋等.中國大文學史[Z].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 001.　　〔10〕錢鐘書.宋詩選注[M].北京:三聯書店,2002.　　〔11〕沈德符.萬歷野獲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2〕于慎行.讀史漫錄[M].濟南:齊魯書社,1996.　　〔13〕沈懋孝.長水先生文抄[M].明萬歷刻本.　　〔14〕邢侗編纂,阮自華撰述.東阿于文定公年譜[M].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歷手稿本.　　〔15〕呂坤.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M].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16〕邢侗.來禽館集[M].明萬歷四十六年刻清康熙十九年鄭雍重修本.　　〔17〕黃宗羲編.明文授讀[M].清康熙三十六年味芹堂刻本.　　〔18〕黃宗羲編.明文海[M].北京:中華書局,1987.　　〔19〕唐順之.荊川先生文集[M].四部叢刊初編本.　　〔20〕徐文駒編.明文遠[M].清刻本.

東阿于瑞國 · 發表于 2011-3-18 21:49:51

蘭臺已注史臣名 ——明代著名學者、詩人于慎行
明代講幄名臣于慎行，童年掞藻，弱冠登朝，《明史》稱其“學有原委，貫穿百家”，文采為“一時之冠”，為明代中后期饒有影響的學者、詩人。于慎行，字可遠，又字無垢，號谷山，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卒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系明代兗州府東阿縣（今濟南市平陰縣東阿鎮）人。慎行祖居北海登州，據史稱乃高門之系，祖先于明初徙遷西瀕黃河，南傍洪范山水，地勢優越、山川形勝的古東阿縣城。其父于玭，天質聰慧，十歲能文，弱冠中舉，曾任平涼府同知，在任政績卓然，以節廉著。兄慎言，自幼新穎奇異，垂髫即工詩賦，才思敏贍，十七歲舉為省魁，青年早逝，有《沖白齋》行世。
責難陳善 激濁揚清
    于慎行天資穎慧，勤奮好學，自幼倍受家庭熏陶及父兄影響，十歲即通經能詩。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四歲試童子科，郡縣皆第一。主考官甚感奇逸，拔冠兗郡，欲隸學宮，以銀糧相助，慎行不受。不久,被時任山東布政使的朱衡招于濟南，聘福建名儒鄭伾為師，與其子朱維京同講學業。慎行愈加發奮勤勉，磨礪薰蒸，學益日進。嘉靖四十年（1561）（十七歲）舉省試第，選六人詭解，慎行首矣。主考御史即邀其赴鹿鳴宴，欲為冠。慎行以未奉父命辭，眾皆嗟之。隆慶二年（1568年），二十三歲中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先后纂修《肅皇帝實錄》、《穆宗實錄》、《申戊同考闈》、《穆史》等。神宗即位，改萬歷元年，晉翰林院修撰，旋即為編纂�！对伦鄷洹分匦�，慎行為纂修官，遂擢升充日講官。
    萬歷五年（1577年）是神宗嗣位的盛期。也是于慎行升遷順捷的時期。神宗勤政力學，日御經緯，早出晏休，孜孜不倦。慎行奉命主講唐史，神宗輒為竦聽。神宗曾出示內府御畫冊二十六幅命慎行等六位講官分題當場賦詩，慎行分得四題，稍思即咳唾立成。如題《御筆宣廟汀鳥》詩為：“筆底成大造，海鳥若相忘。暮雨汀沙濕，春風岸芷香。柳邊迷落絮，云里帶飛霜�？倿榻浱煸�，長流羽翰光”（見《谷城山館詩集》），詩成，慎行不善臨池，便請同僚代書，并以實相奏。神宗甚悅，遂欽書“責難陳善”賜之，以嘉其誠，一時為詞林所羨稱，朝野詡為盛事。
    萬歷七年（1579年），御史劉臺彈劾張居正動輒以首輔之威詬責，甚至凌辱撫臣，專恣不法。居正怒甚，劉臺被捕入獄，諸御史、閣臣益畏居正，而心不平。同僚故交多畏嫌避匿，獨慎行坦蕩，親往刑部探視。時值居正父歿，按明制應停職奔喪葬父，守孝三年。而擁居正之人，多向其獻媚，倡“奪情”之議。居正亦以帝之師，且帝又年幼為由，不肯放權離去，服孝期間仍留朝廷理政，引起朝廷內外嘩然。慎行欲偕趙志皋、張一桂、吳中行、田一俊等疏諫居正，后為日講官呂調陽好言勸阻而未逞。居正聞之甚怒，謂慎行曰：“你我甚厚，也是吾所信之人，何以如此？”慎行剛正不阿，從容自若，正色曰：“正因君厚待于我，故為此相報耳”。居正怫然。不久，慎行遂以告病乞休。里居三年，萬歷十年（1582年）應召入京。起故官、旋即晉左諭德，日講如故，同講者六人，多為同年。不久居正病卒。后有御史李植等人極諭居正之黨羽徐爵、馮保挾詐、通奸諸罪。神宗執馮保、徐爵皆詔獄，盡籍其家金銀，珠寶鉅萬計。神宗疑居正多蓄，繼言官亦劾居正。神宗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封謚。居正諸所引用一削殆盡。命司禮張誠及侍郎丘木舜偕錦衣指揮往籍居正家。慎行迨書丘木舜，言尤激切，謂：“江陵嘗有勞于國家，是非功過當為別白。又言，江陵老母在堂，孤少不吏事，覆巢之下，顛沛可傷。請于明主，乞一聚廬之居，立錐之地。宜推明主帷蓋之恩，全大臣簪履之誼�！崩{纚千言，極其懇摯。皆敬佩其寬闊之度量、坦蕩之胸懷。又連同申時行等同僚疏諫緩之。后神宗詔留宅院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萬歷十四年（1586），慎行即由侍講學士晉禮部右侍朗，轉左，后改吏部掌詹事府。繼而，升遷為吏部尚書。萬歷十七年（1589），擢升禮部尚書，兼學士。
    慎行明習典制，疏清冊立，請郊祀、禱雨及宗藩條議諸大典，多由其裁定。神宗嗣位，萬歷改元，欲將穆宗之神主升祔，仁宗之神主祧遷于后。慎行冒昧疏諫謂之非禮，作《太廟祧遷考》，言："古七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并以高、曾、祖、禰及五世、六世為三昭三穆。其兄弟相傳，則同堂異室，不可為一世。國朝成祖既為世室，與太祖俱百世不遷，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后三昭三穆始備。孝宗與睿宗兄弟，武宗與世宗兄弟，韶穆同，不當各為一世。世宗升，距仁宗止六世，不當祧仁宗。穆宗升祔，當祧仁宗，不當祧宣宗。"引晉、唐、宋故事為據，其言辯而核，識者均悅服其通達禮制。壬午年，萬歷十年（1582），南畿舉士有掛議，神宗令復試。沈鯉以嫌避之，諸臣莫敢裁決，惟慎行衷之，立軒五人，輊一人。眾皆貼服。戊子年畿試議郎高掛，掛舉者八人。神宗命復試。試之日廷議哄然，經慎行調停乃解。
    神宗即位后，三宮及各院貴妃，均無后。神宗常往慈寧宮，與王姓宮女私幸及至有身。萬歷十年四月封宮女為恭妃，八月生常洛，為皇長子（后為光宗皇帝），此后相繼生常洵、常治、常浩、常潤、常瀛等皇子。及至萬歷十八年，未立太子，朝野內外議論紛紛，猜測鄭貴妃欲立己子。臣等交章言及，交謫相踵，而言者不止，致神宗深厭苦之。萬歷十八年正月，慎行疏請早建東宮，出閣講讀。此時神宗意已默定，而不欲人言。慎行冊立最懇，章無慮，十余上。神宗怒，屢旨詰責。慎行不懼威懾，激言，“冊立，乃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歸。幸速決大計�！鄙褡谝娌粣�，責以要君疑上，淆亂國本。慎行屢持之愈堅，至自劾乞罪，回歸故里，神宗不允，復九次奏章方允。于萬歷十九年十月（1591），賜金幣驛歸。慎行歸臥故里后，筑廬于黃石山莊，謝客歸隱。萬歷二十九年始立常洛為太子，號光宗，慎行聞訊即賦《恭聞東宮禮成志喜》詩：“午夜前星躍禁林，龍樓紫氣曉來深。當年苦竭愚臣悃，此日真知圣父心。闋塞煙消休戰伐，江湖春至起謳吟�，巿D億萬高皇統，只有神靈護至今”。慎行家居十余年，屢有朝野舉薦，至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詔其入京，復掌詹府事，仍疏辭不就。萬歷三十五年（1607），朝廷推閣臣七人，首為慎行，加封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輔政。再辭不允，便遵旨入京。此時已疾病纏身，覲見皇帝廷謝時，已拜舒緩，自具疏請罪。神宗以溫旨相慰，令亟視事。一日忽草遺疏辭職，長嘆：“吾終不能報國矣�！备鼣等�，于十一月十三日，溘逝于京師官邸。卒年六十三歲。
    歿后欽贈太子太保，謚號文定公。賜金幣，遣大司馬蕭太享護送靈柩于東阿。賜塋地於大山監山洪范之原。上諭《祭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公于慎行文》郡邑皆祀悼。學宮兩臺使者，復下檄專祠祀之。
    慎行雖身居高位，而平易近人，敦倫儉樸，樂善好施。在宮中侍講十四年，所得皇上賞賜的錫賁精鏐、實楮金符、文綺采扇、繡帶諸物，多分給族屬、民眾或益置祠田、或為人排難急困，往往不吝。故囊中嘗無余財。鄉邑如遇較大利害，如條編、徭役、災情諸事，抵掌論說，無所違避。里居日久，四方慕其名，凡碑、版、志、傳、贈、送誄祝之類，無不欲得于公一言。即是羔雁填門，亦擇而應之。
鑒古喻今 識微見遠
    于慎行是明萬歷時期的一位剛正不阿、清正自持的名臣，又是一位學識淵博、著述等身的學者和詩人。慎行仕途四十余年，十七年放閑歸里，起居儉樸，性尤好書，專心讀經史，常夜分誦讀，至老不倦�？季繗v史，勤于著述。流傳于世的有《谷城山館文集》（42卷）、《讀史漫錄》（20卷）、《谷城山館詩集》（20卷），還有《谷山筆麈》、《春曹奏議》、《經筵講章》和《兗州府志》等。皆宏博精竊，成一家言。次第流傳于世。
    于慎行歸臥黃石山莊十七年的漫長歲月，是以讀書著述為事度過的�！豆壬焦P麈》就是賦閑時期的一部精典著作。生前曾有抄本流傳，卒后于萬歷四十一年由其門人郭應寵整理付梓，明天啟五年（1625年）由歸德沈域整理再刊。全書共十八卷，近二十余萬字。主要以散文形式，考溯源流，持論嚴謹，記述了明朝萬歷以前各代的典章、人物、兵刑、財賦、詩文、禮樂、釋道邊塞諸事，亦兼及明前漢、唐、宋、元諸朝的史事。其中關于明嘉靖、隆慶、萬歷時期朝廷內閣的黨爭、排擠、傾軋及官場弊端多有針砭，于士大夫之寡廉鮮恥亦有影射。史料多出自作者親歷或耳聞目睹。對于明史的考究尤多參考價值。書中對制典、國體、藩封恩澤、相監臣品、經子典籍、謹禮建言、詩文理略、雜解雜考、瑣言夢語等多有論述，篇目題材廣闊，文筆精粹，無循經蹈古之空洞闊論，識力議論深刻，分析精辟。
    《谷山筆麈》評論歷代史事，言說興亡成敗，事例精粹，語言簡練，臧否人物亦痛快淋漓，無隔靴搔癢之弊。其中對為官之道、做人之本，分析精當，可圈可點�，嵮灾袑懙溃骸笆看蠓蛱幨缿^‘四語’，一曰耳語，一曰目語，一曰手語，一曰足語�？谡紘硕務�，私也。睇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偽也。躡足而告者，昵也”。又云：“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是也。在處世準則上曰：視親如疏，則親可常保也。視急職緩，則急可屢謀也。有人德於吾，吾毋忘之也。吾有德於人，吾應忘之也。吾有怨於人，吾毋忘也”。在論述為官之道時說：“大臣之義在於體國，小臣之分在於守官。何也？大臣位尊寄重，與君國同其休戚，如吏、兵之會推，禮曹之會議，刑曹之會審，凡大賞罰，大典禮、無不使六卿共之。凡錢谷，甲兵、禮樂、刑名、各守其官，以承其長，夙夜在公，不懈於位，其官盡矣。為大臣者，不惟不當有保位之心，即保名之心亦不可有。即有利害之說，則有所趨避。毀譽之說則有所顧忌，則其志不行不利于國家社稷”。在論君臣之間關系時謂：“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論述權、利時曰：“何謂權？謂權之謂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則非權矣。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較量其親疏，權也。修身而齊家，齊家而治國，斟酌其厚薄，權也”。又云：“剝民而奉上，損下以利上，利于君而不利于國，利于國而不利于民，皆謂之懷利，非仁義也”。
    慎行論史，拔流超俗，時有卓識閃爍其間，譬若他之論治國理政：“治國之道，既行仁治，又綱紀嚴明。宋時上對下有禮，然，至于兵敗必誅贓罪必刑，未有姑息遷就以全體面者。而本朝上對下無其恩禮，而法亦不行。甚至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實為綱紀松馳。慎行即此試一事例：萬歷四年十月，山東撫臣奏、昌邑縣令孫鳴風，居官貪鄙、竊取帑金，及遷官去任，道中榷吏卒金，人二兩。神宗御覽其疏，持示輔臣張居正，且喜且怒，曰：‘道榷吏金，與盜何異�！诱嘣唬骸浇穹ḿo粗張，而貪風未止，若要天下太平，須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須是官不要錢’。神宗曰：‘先生言是，昨覽其疏，此人乃進士出身，何其無恥如此？’居正覆奏：‘此人惟自恃進士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后皇上用人，惟當考其功能，不必拘以資格。若奉法守分，不肯要錢，就是異途下僚，亦當顯擢。若貪贓、壞法，不守官常，即高第貴游，亦當重處’�！�
    《筆麈》一書行世，士林交相贊譽。與慎行同為詞林之冠的馮琦，稱《筆麈》云：與先生談論古今，揚于文藝。聆其言如驚河漢，韙其識，如陡泰岱而望吳門。先生歸臥東山，益得其閑，討探當世得失之故�！豆P麈》則朝家之典章，人物之權衡，經籍、子史、禮樂、兵刑、以至財賦要塞之區。耳目睹聞之概，纖悉具備，而又綜二氏之異同，考四裔之源委，運折衡於寸管，總經緯之毫端，信經國之大業。其意托寄遠而切磨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於座側者。
    《讀史漫錄》一書是于慎行一生諸多著述中的一部力作。全書共二十二卷，內容閎闊，上起伏羲、商周、齊晉、戰國、秦漢，下迄六朝、唐、宋、遼、金、元，概括了歷代的發展輪廓。記事與論斷寓于一編之中，謂文直事核，可為實錄。于慎行涉足仕途正是明朝后期。萬歷時期，朝廷朋黨紛爭，君主罔顧國事，朝政日馳，無歲不災。天下亂象已形，人民亂心已萌。這也正是于慎行乞休謝政居閑期間。他素勵情操，心胸曠達，身處逆境，仍力學不倦，勤于著述。他書通五車，尤孰於史，且對歷史考及精詳，深得要領，故能以其超凡的才能和卓識遠見，寫出了《讀史漫錄》這一鑒古垂今的史學力作。他從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縱觀歷朝歷代封建王朝的興衰與消亡，得出了至精至切的見解，找出其成敗興衰的真諦。書中褒揚了勤樸儉潔、滋育息民、勤政任賢的開創明主，鞭撻了窮奢極欲、匱詘惘政的昏庸之君，贊頌了直陳義節、廉潔清政的清官，抨擊了招權納賄、肆意凌虐的贓吏。他在論述中提到：“自古創業之君，惡衣菲食，身先儉樸。而亡國之主，多是窮奢極欲，麗靡萬端。有縱欲稔惡，毒痡海內。亦有仁柔衰弱，不能自振，以至亡國者”。他以漢為例，“漢高祖（劉邦）規撫闊大，苞絡無遺。光武（劉秀）矩度精嚴，緇銖不夾。光武好經術，而高祖不好。光武善將兵，而高祖不善。光武習吏事，而高祖不習。光武能保全功臣，而高祖不能保。光武能絕嗜欲，而高祖不能。以此言之，光武優矣。光武創業之主，氣局寬大，不事局促，然其勤政任賢，謹守法規，有守成之矩”。于慎行將朝代興衰精辟地喻為四時運轉之氣：“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創守成之主，恭已節約，輕刑薄斂，以滋育培養，才可元氣盎然。如漢之文景（即漢文帝、景帝）唐之貞觀，宋之太宗，于時春也。物亦既盛，文明日侈，人主撫盈成之樂，享熙洽之庥。務為張皇予大，以明太平，于是封禪禱祠，土木征伐之役。窮奢極欲，盡發天地之藏，以耀耳目。如漢之武帝、唐之高宗、宋之真宗、徽宗，于時夏也。文明既盛，物力亦詘。乃始補苴蓘益，節制謹度，以名法克核。收合煨燼，漸近斂藏。如漢之宣帝，唐之憲宗，于時秋也。浩蕩之后，骨髓既空，克核之余，六合亦損。于是上下蕭條，公私匱詘。如漢唐之末，于時冬也。此皆天地自然之氣，點移密運而人事之得失從之。至于斡旋化機，消息運氣。在圣賢豪杰必有參贊之機，而天運有可回者矣”。
    明萬歷進士謝肇浙，在《讀史漫錄》的序中感慨萬端地寫道：浙不佞閱《讀史漫錄》而嘆，文定公志業未竟也！史者上下數千年間，紙上一陳跡。其中理亂興衰，繇時人事之變，山川扼塞，紀綱法度之具，漢之節義，唐之詩賦，宋之理學無所不兼。天命之去留，人心之淑慝，疆場情形，制度沿革，黨錮宦官，夷狄之禍亦無所不有。文定公憂之也，使讀者鑒之遠，計之長，讀其書，想見其人也。
振藻藝林 蜚聲文壇
    于慎行以其絕世之才，自幼通經史，弱冠即入史局，二十歲已蔚然成家。學識淵博，頗富文采，是明代后期飽學而多才的文學家。繼明嘉靖、隆慶期間著名文學家、詩人李攀龍、殷士詹、邊貢等人之后，神宗時詞館以慎行及臨朐馮琦文學為一時之冠（見明史）。幾十年，不論蒞任勤政，還是閑居東山，均徜祥考盤，撰述日富。歸臥故里，仍不拘囿宴樂茍安的無為生活，孜孜矻矻。以讀經史為事，以著述為自娛，可謂才宏學博，詩文并勝，著述滿橐。
    其詩作長篇短什，萃薈成集，有《谷城山館詩集》行世。慎行卒后，由門人郭應寵偕同慎行之子于緯整理付梓。全集共二十卷，詩一千百余首，洋洋灑灑數萬言。包括憫時憂勢，報國息民、抒情詠志、送別贈答和山川名勝、宮廷盛事、應制之作等，除古樂府外，多是五、七言古詩或律詩。七言見多，且善于長詩。他詩才敏捷，應對機靈，言談風趣，尤喜諧謔。其詩如其人品，園穩整贍，清純練達，淳美生動，宏深奧衍。萬歷十八年，因屢諫冊立太子事與神宗犯顏而引咎乞休，回歸故里后，賦了《卜筑黃山別業》的詩：“歸來四壁故依然，卜筑桃源別有天。種樹新移彭澤柳，買山舊賜水衡錢……”表達了襟懷曠達、淡泊名利的為人。野外散步，舉目遠眺大山監 山“煙雨”，便成“朝為山上云，慕為川澗雨。變化在君心，然疑不得語”的五言絕句。他的詩，雖無李白之豪邁奔放，氣勢磅礴，卻從筆法簡凈、清麗婉轉之中，流露出慷慨悲愴、幽郁落寞之感和憂朝慮政之意。于慎行的一生，不論在仕途官場還是布衣庶民中間，都能嚴以對已，寬以待人，廣結善緣，因此素有人望。里居期間，京城同僚及四方官員，過東阿者，無不造廬請謁，慎行多以病謝。同僚中交往深密者有沈鯉、朱可大、馮琦、賈石葵、葉向高、邢侗、蕭蕭太享等十余人，最知契者莫如歸德沈鯉。他的《詩集》中與同僚至交之間迎送贈答的詩即有一百六十余首�！逗驅④娺^訪黃石山莊》詩云：“谷城山莊舊田家，坐客開樽對晚霞。種秫新醅陶令酒，為園近接邵候瓜�！备裾{蒼勁，清新淡雅，不尚詞藻，意盡即止。以其平淡和粹的詩文，表達了雖居故里，仍過著閑適而又安祥的田園生活。于慎行畢竟是飽學之士，學識淵博，氣度非凡，即是身處逆境，仍心系朝廷興衰，堅守“努力事明主，庶今泰道昌”的信念。歸臥期間，得知朝廷檄文修史的訊息后，輾轉反側，夜不入寢，感觸萬端，賦《部檄以修史趣上》感懷詩一首：“當年束發侍承明，一臥東山歲月更。筑室還臨芳草路，趨朝猶犯禁鐘聲。愁邊四壁家如舊，病里三更賦未成。傳道長安飛詔下，蘭臺已注史臣名”。這幾句詩道出了他憂朝慮政，想回京城參與朝廷修史使命的心思。
    他在歸臥的十幾年中，除勤學、著述外，間或出游，近則大山監  、天柱、云翠、虎窟，遠則岱宗、靈巖、華不注、鄒、嶧等山，及洪范、趵突、明湖及汶、濟、洙、泗等名泉勝水，留下了眾多詩章，以其清麗的筆觸，抒發了對故鄉景物的熱愛和眷戀之情。
    于慎行的詩以七律見長，也有不少鋪張敘寫的長詩，甚至幾十韻，百韻也不少見。都具有清新質樸的風格，既富有詞藻，艷麗婉轉，也不失和雅清淡，素練輕纖。他的游泰山《日觀峰歌》全詩三十二韻，上下氣韻貫通，可謂字字珠璣，句句炙口。他的詩，不少是為時為事所寫的應制之作和紀行述感的詩作，既實濟時用，又格律工整，達到了相當高的文字技巧。有不少膾炙人口的佳作，世代傳誦，為人們交口稱贊。明萬歷賜進士禮部尚書葉向高稱頌：“文定公以絕世之才，負奇握瑾，振藻藝林，弱冠輒一鳴驚人。藻潤隆平，高文大冊，蔚然已為詞林冠冕。其詩文之詞皆春容宏麗，情事曲折，無所不盡，氣格詞禮，意向色澤，無所不工。余反覆讀而論文，以為文則沈雄規之秦漢，流暢出之宋唐，乃取材于昭文”。清乾隆《四庫全書》總編纂官紀昀，編纂于《詩集》時贊嘆：“明于文定公的詩，典雅和平，自饒清韻，氣韻貫通，以反前規，橫開旁徑，逞聰明而緬古法，其矯枉而不過矣”。
    于慎行在里居期間，還應兗州知府易登瀛、盧學禮二公相請，從萬歷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三年時間編纂了明代《兗州府志》。于慎行主持編修的這部充州府志，包括現今山東省濟南、聊城、濟寧、菏澤、泰安、臨沂、棗莊七市所轄三十余縣、區。這部《志書》的編纂，體例嚴謹，資料翔實，考證精確，社會經濟方面的資料尤為豐富，堪稱明代方志中的杰作。對于明代期間政治之沿革、風俗之隆污、食貨之盈縮、賦役之繁簡，皆可考而鏡也。它的文學與史料價值，不僅高于此前之明《志》，比之后來清代康熙年間的《兗州府志》也有許多優長之處。據《中國地方志綜錄》載：日本國宮內省圖書寮亦藏有明代《兗州府志》。

東阿于瑞國 · 發表于 2011-3-18 21:50:32

于慎行的君道觀與臣道觀述論
君道指君主應遵守的一套行為規范，包括修身，處理君臣關系、君民關系等。臣道指
    大臣應遵守的一套行為規范，包括修身，處理臣君關系、官民關系等。中國封建社會實行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君主是政治權力的中心，君主對王朝的興衰更替起著關鍵作用，但君主的意志是通過臣僚來貫徹的，臣僚對君主乃至王朝的興衰更替也能產生很大影響。因此，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重視君道與臣道�！睹献印分芯统霈F了“君道”、“臣道”的表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保ā睹献印るx婁上》）《荀子》、《說苑》、《貞觀政要》中有《君道》篇�！盾髯印分杏小冻嫉馈菲�。另外，不少的歷史文獻中都有關于君道、臣道的論述。明朝大臣于慎行（1545-1607）在研讀《史記》、《資治通鑒》等史學著作的過程中，寫下了《讀史漫錄》一書。該書以歷史事實為依據，主要評價自遠古至元朝的事件及人物。 “闡述歷代興衰治亂之由，與為君為臣之道，縱論君子小人之分，與為公為私之別，意在借古喻今，‘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笾疾煌庀Ｇ缶鞒贾�，行仁政，獎節義，斥小人，親賢良，懲貪養廉，勤政愛民�！保ā蹲x史漫錄》，齊魯書社，1996年8月版，P2。以下凡引自此書只注頁碼）在評價歷史上一些君臣的過程中，反映了作者的君道觀和臣道觀。本文將對此略加評述。
一
    在于慎行看來，作為國君，應遵從哪些行為規范呢？
    （一） 立紀綱。紀綱指法制；倫常。中國古代非常重視紀綱的建立與完善�！抖Y記·樂記》：“紀綱既正，天下大定”。于慎行繼承了中國古代重視紀綱的傳統，認為，如果紀綱瓦解，即使再英明的君主對治理國家也無能為力。立紀綱，是治理國家的根本。他說：“天下治亂，惟紀綱……如王綱解紐，太阿倒持，雖聰哲之主，坐擁虛器，無可奈何，其所由來者漸矣。欲察天下之治亂，舍紀綱其奚以哉！”（P316）他把紀綱比作人的元氣，“善理身者，不恃疾病之可除，而恃元氣之無損，善理國者，不恃強國之無警，而恃紀綱之不弛，則延年永命之道也�！保≒320）
    于慎行認為，紀綱不立，封建王朝就失去了根本，到一定時期便會出現積重難返的局面，他舉例說：“國之將亡也，如人元氣已喪，形神不固，百病交作，莫知救療。攻之于陽，則病發于陰，攻之于表，則病發于里，何者？其本病也�；傅蹜嵙杭街畽M，而與宦官圖之，冀誅而權歸于內矣；何進憤宦官之亂，而召外兵誅之，內靖而權歸于外矣�？傊�，乾綱不正，太阿倒持，不彼則此，不左則右，國事至此，何可為者？觀治亂之原，不可不深求其本也�！保≒120）
    于慎行指出，元朝初年即出現了吏治腐敗的現象，主要是因為紀綱不立。他說：“自三代以來，開國之主，未有即以理財為急者。而胡元初有天下，理財之臣，如盧世榮、王文統之流，相繼進用，搜刮鉤考，中外驛騷。豈以世祖雄圖，甘為末世之政？固有以也。元自太祖以來，上下無紀，勛臣貴戚，擅兵專柄，攻城下邑，帑藏倉庾，公入私室，甚至連州跨郡，奄為己有。利歸臣下，公家匱詘，不得不取足于榷會。而一二掊克之臣，因得售其奸術，以中人主，此固不在理財，而在紀綱不早立也�！保≒501）元朝的速亡，也是紀綱不立的結果�！霸允雷娼y一，諸帝相傳，類皆中才之主，非有淫虐悖亂，失德之事也。亦能響用儒雅，興起文教，頗采先王之法，以變舊俗，亦非有傾覆危亂之機也。惟是立國以來，朝無紀綱，國無章程，上無家法，下無職守，大臣可以殺親王，妃后可以笞宰相，太子可以阻兵，諸王可以衡命。國師之體，與人主同尊，將相之體，與奴隸無異，其鄙樸狙獷之風，與女真、契丹已自懸絕，況于中華之聲教乎？所謂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保≒514）
    （二） 慎用人。各封建王朝的官僚體制雖有所不同，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確是相同的。在這種體制下，再英明的君主也需要一大批臣僚的輔佐。君主用人得當，可以建立政權，鞏固政權。于慎行曾將漢高祖和光武帝進行比較，發現二人之所以取得天下其原因有許多不同，但也有相同點，其相同點之一便是善于用人。指出二人“至于任賢使能，蠲苛除暴，其得天下之心一也�！保≒99）用人不當，則會導致王朝的衰落乃至滅亡。通過總結歷史經驗，于慎行對此有了深刻的認識，他舉例說：“山東諸侯，西面而與秦爭權者唯齊耳。當君王后在位，與秦結歡四十余年，國不被兵，以五國為之蔽也。后勝相齊，受秦間金以事秦，誘王不修攻守之具，不助五國攻秦，以故秦無東顧之憂，得肆力于五國。五國滅矣，秦亦奚愛孤國，而與之為東、西帝邪？故亡齊者后勝，非秦亡齊也；亡趙者郭開，非秦亡趙也；亡吳者伯嚭,非越亡吳也。小人貪秋毫之利，而忘丘山之禍，以至喪國亡家滅宗絕祀，皆起于一念好利之心耳！彼其始受秦越之間，以為偷得錙兩，為旦夕之謀，豈虞其禍之至此烈邪？”（P26）
    在封建社會，選拔官僚尤其是高級官僚的權力掌握在君主手里。是否善于任用有才能的人？如何選拔人才？就成了君道的重要內容。于慎行已經認識到，君主的愛好和治國思想影響了其選拔人才的標準，所以，同樣的人才，在不同的君主統治時期會有不同的境遇。如“漢文帝好黃老之言，以‘無為’為理，故于禮樂制度，謙讓未遑。即一時才博善畫之臣，如晁錯、賈生，多言更定法令，帝皆奇貴其人，而不用其畫，此其所以致治也。使晁錯、賈生當武帝之時，言安有不用者哉！故人主有能聽言，有能不聽言；人臣有能進言，有能不進言。當可以有為之時，能聽者治；當可以不為之時，能不聽者治。當眾人不言之時，能言者貴，當眾人皆言之時，能不言者貴。吁！此未易為一二淺夫道也�！保≒46） 
    于慎行認為，君主任命的宰相等高級官吏，只有親歷民事，具備了治理地方的經驗，才能承擔治天下的重任。他指出：“嘗謂宰相之職，上佐人主，下總萬國，必當親歷民事，知錢谷刑名之詳，然后可以贊理萬幾，不涉懸斷。故漢唐以來，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以文學侍從，不出禁門，而進宅端揆，任天下之重者。漢宣以簫望之才任宰相，欲試以政事，乃從少府左遷為馮翊，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故試之于三輔。此宣帝任相之法也。天下之事，百聞不博一見，百知不及一行。雖有圣人于此，使以己之所聞而制人之所見，以己之所知而裁人之所行，必不及矣。故一邑一郡之事，即天下之事也，非若一官之長，司其所守而已。人有歷一郡一邑，則天下之事，無不出其所歷，其視握六寸之管，而懸治萬里之命者，相去何如哉！”（P77）
    于慎行主張，高級大臣要選那些敦厚之人擔當。他舉了漢朝的例子加以說明�！靶l綰以戲車郎得幸，位至三公，終無可言，景帝以為敦厚，可相少主。此有深意，如高帝之用絳侯，孝武之用博陸，皆此意也。夫相少主何取于敦厚哉？辟人家養兒，求一阿保，必擇年長樸實之嫗，以兒委之，何也？其志顓也。若少年妖冶，其志必不在兒，敢以付之邪？”（P51）
    于慎行主張君主用人要論功行賞，而不能論親行賞。他對漢武帝的做法進行了贊賞，對漢安帝的做法進行了譴責。因為“衛青大敗匈奴而歸，武帝使使即軍中拜為大將；鄧騭出屯漢陽，為羌所敗而還，安帝亦使使迎拜大將。勝敗殊轍，而恩數一軌，怙寵恃權，恬不愧畏，漢政之不綱，始于此矣�！保≒111）
    于慎行認為，君主對選用之人，要充分信任，忌猜疑。發現問題，要直言相告，命臣僚改正，這樣可以避免君臣之間的隔閡和將矛盾激化。他特別摘錄了唐朝李德裕勸戒唐武宗的言論，并進行了分析�！暗略８嫖渥谠疲骸鹊塾诖蟪�，好為形跡，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積月累，以致禍敗。茲事大誤，愿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茍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過則加之譴責，如此，則君臣之際，無疑間矣�！艘欢吻兄腥酥鞑乱芍�。君之于臣，猶父之于子，喜則色笑，怒則呵責，及其能改，旋亦復初。若乃外示含弘，內為藏宿，非君道也。所以然者，正由明有不足，故不能斷，既不能斷，則不能忘爾！”（P316-317）
    （三） 善納諫。君主不是全知萬能的，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需要集思廣益，需要臣下指出其錯誤。君主納諫的程度決定著國家的興衰存亡。善納諫是君道的重要內容之一。于慎行對歷史上那些善于納諫的君主進行了贊賞。他舉漢朝文帝的例子加以說明：“文帝聞張釋之論上林嗇夫，以秦事為比，即召參乘，徐行。問秦之敝，具以質言。聞馮唐言廉頗、李牧，怒如禁中，良久，復召唐，使畢其說。顧治之君，聽言納善，惟恐補不及如此�！保≒48）“漢文過郎署，與馮唐論將。唐言云中守魏尚，即召尚復以為云中守。問田叔以天下長者，叔言云中守孟舒，即召舒復以為云中守。兩人事甚相類。文帝之受諫求賢，可謂有帝王之風矣�！保≒48）作為君主，對那些明哲保身，不發表個人見解的大臣則應加以罷免。于慎行特別贊賞唐憲宗的做法：“李洚、李吉甫為相，數以議事不合，爭于上前，而權德輿居其中間，無所可否。憲宗不厭二李，而鄙德輿，遂罷其相，此真英主之見也。夫人臣甲可乙否，意見不葉，雖非國家之利，然猶有所問難往覆，以開人主之聽。若乃容容默默，無所建明，此真伴食之徒，何益于國？宜為人主所輕矣�！保≒200）
    于慎行認為，為了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治理國家，君主不僅要征求朝中大臣的意見，也要征求那些已致仕的賢能大臣的意見。他舉例說：“董仲舒罷官，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趙充國以老罷政，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古之重舊臣如此�！睂γ鞔鷮Υ现爻嫉膽B度他進行了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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