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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新安衛武官家族對徽州地方社會的融入——以于氏家族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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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23-5-12 17:24:25 | 只看該作者 |只看大圖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編者著:本文發表于2022年1月《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作者唐佳紅,安徽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明清史研究。)
        自上世紀以來,學界對明清以來徽州各個社會階層和群體如商人、進士、名儒、農民、塾師、僧侶、藝人、婦女等都進行了深人細致的研究,形成了一門堪稱地方學之最的研究課題——徽學。圍繞徽州社會的諸多相關問題,經過數代學者的清理爬梳,已經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但到目前為止,有一個群體卻尚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夠重視,這即是徽州的軍人群體——新安衛軍人。
        明初“革元舊制,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衛所”;罩菸痪觾汝,四面多山,不易受到外部威脅, 但其“地處饒漸之界,幽巖箐叢,為寇盜藪,歷代而來,設兵防御,扼險以守之”。因此明朝政府在徽州亦設立了一個衛,即新安衛指揮使司。據弘治《徽州府志》載:“國朝洪武三年,設徽州守御千戶所,在今處。至洪武二十三年,于五月初三日調指揮僉事陶謹,將千戶所改作新安衛指揮使司,其內設經歷司、鎮撫司、旗纛廟,其中門之外,設左、右、中、前、后五千戶所。由于明代衛所是“與州縣為代表的民政系統并行不悖的一套地方管理系統”,擔負的是行政職能,所以新安衛軍隊只負責當地治安、軍屯、漕運等政治及軍事性事務,與堪稱車載斗量的徽州民間社會的資料相比,關于新安衛的史料極為稀缺,這也是目前學界對其缺乏關注的主要原因。
        從軍事建制上來講,新安衛不屬于府廳州縣的行政區劃系統,而隸屬明代軍事系統中的中軍都督府下。但從地緣上講,新安衛位于徽州府內,其衛治所與府治所皆附于歙縣,僅僅一墻之隔。其領屯田則主要在婺源、祁門、黟三縣及應天府的諸縣內,與徽州有著密切的地緣關系;從文化認同上來講,“新安衛”之名源自徽州古稱,歷代修《徽州府志》,都將新安衛囊括其中,新安衛為徽州的一部分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因此盡管新安衛對徽州的影響不如徽州商人、世族等群體,但作為徽州地方社會的一部分,新安衛軍人無疑也參與了徽州地方社會的治理,并積累了一定的聲望。許多人在地方志的《名宦》《義行》等條目及當地名士的詩文集、墓志銘中留下了記錄,這給我們討論徽州軍人家庭及其生活提供了可以資借的珍貴資料。
        據嘉靖《徽州府志》武官條的記錄,從洪武到嘉靖時,新安衛從指揮到經歷,一共大約有140余名官員,其中徽州府本籍的武官只有7人,占總人數的5%不到,可以說新安衛的武官及其家族幾乎都是遷人徽州地區的移民。這些武官家族,尤其是明初除職的衛所官員,自受命戍守新安衛開始,即世代居于徽州。在地方志記錄的新安衛武官中,有許多傳世超過五代的武官家族,他們融入徽州社會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客族土著化的過程。宋怡明將明代這種軍事調度下軍人在衛所駐地重新生成社會關系的過程稱為“再域化”,即指軍戶“帶著家眷來到遠離本鄉的衛所,原有的社會網絡已經支離破碎。但是,他們很快就會著手跟周圍的人——衛所中的同袍和衛所外的民戶一建立起新的紐帶”的過程。宋怡明此言是針對軍戶家族而言,而這一論斷對明代軍事體系中的武官也同樣適用。這些世襲武職家族是如何在當地“建立起新的紐帶”,從而融入地方社會的?他們對徽州當地社會的影響如何?目前關于徽州的移民家族的研究集中在六朝、唐宋以來的 “千百年世系”之宗族,這些問題在明代衛所制度的特定背景下還沒有明晰的答案。本文試以明代新安衛左所千戶于氏家族的發展軌跡為線索,結合史料中對新安武職的相關記述,歸納明代徽州新安衛武職融入徽州地方社會的群體共相,并借此深人討論徽州文化與精神的基本特征及其社會實踐,以期對相關問題有所發覆。
        一、新安衛于氏家族的發家史
        明代實行武職襲替制度,凡屬“世官”之武官皆可恩蔭后代,以嫡長子襲替父職。故而許多武官盡 管生長于行伍之間,但由于生來家境優渥,從小就有條件接受良好的儒學教育。同時明初開始即逐步在全國推廣衛學,至正統年間漸成規模,明廷簡選武官舍余和軍丁子弟人衛學學習,并開設武舉作為武人仕進之途,吸引了一部分武官子弟“去武就文”。隨著海內承平日久,這些在地方衛所重新扎根的武人也漸漸褪去了軍事化的色彩,表現出主動融入地方社會的“民化”傾向。在儒家思想影響下,他們重新拾取自宋代以來下移到民間的宗族觀念和鄉約精神,對儒家義理表現出濃厚興趣,十分推崇儒家文化和其闡發的倫理道德原則以及民間社會中以家族為紐帶穩定社會倫理秩序的做法,明初新安衛世襲千戶于聰即是這樣的一個典型。
        于聰的家世主要見于歙縣名宦程敏政為其所撰的墓志銘《武略將軍新安衛千戶于公、宜人葉氏合葬墓志銘》中:
        公諱聰,字公達,姓于氏,其先徐州豐縣人,曾大父而上,率有隱德,譜逸無考。大父海,當高廟龍興,初,仗劍從戎,入補羽林,出戍新安,卒以戰沒。父興代之,功長五十夫,文廟初,從下交趾,授新安衛百戶。再往征交趾叛者,沒柳州,時公方九歲,聞報,即哀慟不自勝,觀者感嘆。稍長,知自立,讀書史,務通其大義,而識度宏遠,奉母吳,孝養備至,人預策其不凡。永樂壬寅,以父沒王事,進襲本衛左所副千戶。
        于聰的父祖并非徽州本地人,其祖父初為戍守新安衛的士卒,至其父輩,始因軍功升至百戶。其父因公殉職后,于聰襲職,升副千戶,在新安衛定居下來,“正統癸亥,賜誥授武略將軍、管軍千戶”,其家族方才成為一個世襲千戶家族。于聰治家嚴厲,又勤于經營殖產,善于團結族人鄉里,因此積累了豐厚的家資,其“所積遂以萬計,置莊二十有二,跨徽、池、寧國三郡”。于聰嫡子于明(文遠)、嫡長孫于應襲職后,謹守家訓,積極投人徽州社會的地方建設中,積累了巨大的聲望,進一步壯大了于氏家族 的家業:
        新安衛千戶于侯文遠……俊爽通達,嘗充儒學生,習經史,好詞翰,于先業督視惟謹,不妄費,惟庠校、圖籍、祠宇、津梁,諸利人垂后之舉,雖捐至數百金不惜。其蒞職最久,戎務修明,于事可否,必毅然以義為前卻,才之足以保家者也。然則應之居官理家,亦惟于是乎取法足矣,奚俟他求哉。雖然,身者居官理家之本,也能謹其身,使無慝于其心志,無痰于其膚體,則德可進,才可成,宦跡可升,而世業可 托也。
        于聰在彌留之際告誡子孫:“謹守禮法,積陰徳,以振家聲,吾無憾矣”。從這幾句話中,可以提 煉出幾點重要內容:第一,于聰是一個在儒家社會倫理道德思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武官,從小學習經史,在理學盛行的徽州社會的摶植下,更形成了對圣學儒術、禮法道德的虔誠信仰。無論是對子女儒學教育的重視,還是以儒家道德倫理觀指導個人行動,都可以說是他對儒家思想的具體實踐。他所說的“謹守禮法”,其實就是一種儒化的規訓,是對傳統社會下禮法道德的的恪守與實踐,其蘊含著兩層內涵:以儒家傳統“修身齊家”,即對個人的道德磨礪和對家族的禮儀管束。第二,積極參與鄉里建設與社會服務,多行善舉,重義輕利。無論是地方基層的組織、調動、民事調解還是地方社會的基礎建設, 往往并不能完全依靠官方的基層管理機構,而主要依靠宗族、鄉約、會社等民間組織。盡管鄉村處于明清社會的最底層,但仍舊屬于國家權力得以伸張的“國家空間”范圍內。宗族作為地方社會最主要的建設力量,參與主導地方公共事務,在付出巨大人力物力的同時,收獲的是對地方社會的巨大影響力和宗族聲譽,這即于聰所說的“積陰徳”。第三,在“守禮法”和“積陰德”的前提下,“振家聲”就成 了于氏家族的最終目的,即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準繩積極進行宗族建設,構建穩定的家族和宗族組織,提高本族在當地的聲望,進而長久維持家族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二、戎而好儒——于氏對儒學的體認與實踐
        如前所述,于聰的先世只能上溯到其祖父一代,說明其并非出身鄉曲望族,也沒有什么家風祖訓流傳下來。他的祖父和父親都起于行伍,是徹徹底底的軍人出身,至少在于聰這一代,于氏家族并沒有可考的業儒的先跡。而自于聰起,于氏家族便以修習經史作為一項家族傳統,這顯然得益于于聰這一代適值國家承平的時代,能夠安然享受到祖上的蔭資,因有余暇從事文化活動。此外,于聰自出生起就居于徽州,其父經常征戍,無法對其時常訓導。九歲失怙后,他即“知自立,讀書史,務通其大義”,除了自身好學以外,與徽州作為“文獻之國”、“十戶之村,不廢誦讀”、士民皆習儒業的文化環 境的熏陶亦有頗深的關系。
        于氏家族對儒家文化的體認與實踐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重視子女的儒學教育。于聰自幼即深好儒家文化,深信儒家倫理道德對建設宗族、協調鄉里的作用,因此始終將“守禮法”作為成功的秘訣之一。他掌理家務以后,畢生恪守禮法,在異鄉建立起了一個頗有名望的家族。他對嫡子于明的文化教育更是一絲不茍,“教其子明,嚴命人郡學,遍遣從名師”,“充儒學生”,修習儒業,“習經史,好詞翰”,并以儒家道德禮法觀念為準繩治家。到了第三代于應,這種自我修省、謹守禮法的文化性格已經深植于其家族當中了,據程敏政記載:
        應時年尚幼,馴謹自牧,無聲色之習,觀者策其后之將弗替乎。既而當比試,來京師,其年長矣,性淑而不鑿,處已接人,禮縟而不舛,視昔為勝,于是兵部請于上而試之,閱武場獲中選焉。
        作為于家嫡長子的于應“發軔仕途,為鄉人所期愛”,弘治間在京武試獲選。其義弟于恩更是舉業有成,“以儒學生需次,秋闈第三”,直接步人仕途。到于氏第五代(以可考的世代來看,上面還有于海,于興,以著籍來看是第三代)出現了一文一武(文指于恩,武指襲職的于應)兩科舉子,可見謹守儒家禮法已經成為于氏家族世代相習的家風,對其家族文化的形成與延續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于氏家族具有極強的文化自覺,具體表現在對文化事業的慷慨襄助上。程敏政編修刊刻《新安文獻志》一書,即頗有賴于氏家族的資助,他在《新安文獻志》后跋中致謝“郡邑間所樂助者”之名時,專門提及“新安千戶于君明所捐獨多,特表著之,為尚義者勸云”,而其背后又多源于于應“請其父助費甚力”。不僅如此,于氏家族對珍貴書籍的保存與刊刻也用力頗深,程敏政在收輯當地先賢詩文篇什以編撰《新安文獻志》時,也得到了于明父子的許多幫助。他在《篁墩文集》中記錄了其中的兩件事例:
        少見東萊呂氏有《知言》,勝正蒙之說,渴欲睹其書,而秘閣所蔵亦無之,恒以置恨。因遍求之四方,三十年不獲見。弘治……蓋欲使此書匯次完粹,以便講習,非敢有所去取也。新安千戶于侯文遠之子應,見予之惓惓于斯也,為刻梓傳焉,亦可謂知學向義者矣。
        《漢藝文志》有《形(筆者按:應為“刑”之訛)法六家》百余卷,而郭氏《葬書》……故庸師安于故常又喜售星卦之說,由是吳本寖微,傳者益鮮。吾郡謝子期氏究心是書,乃取金華鄭氏所注本,及卜氏《雪心賦》,蔡氏發微,劉氏囊金,各為之注,號“地理四書”。新安千戶于侯明,將捐金刊布,屬予識之。
        第三,參與文化創作,與文人儒士交游唱和。于氏各代都與當地名儒交往十分密切,他們或以詩文唱和,或攜手游歷當地名勝。這些事跡在《新安文獻志》及《篁墩文集》中多有記述,于明即是一位頗工詩文的武官。弘治時,當地縉紳為徽州府前知府孫遇建成生祠,“新安衛指揮使劉有源輩,率能言者作去思之詩”,時任新安衛千戶于明便在其中。程敏政所修《休寧縣志》也收錄了于明親作的幾首詩文,如《齊云巖和內翰程先生韻》:
        石洞誰穿薜荔封,玄云宮闕遠聞鐘。萬松風奏笙簧雜,迭嶂瓦開錦繡重。久住定應凡骨換,偶來 忘卻病身慵。斜陽更騁東南望,正見黃山第一峰。
        此詩為于明與程敏政的唱和之作,從文學的角度來看亦頗有可取之處,而非純為附庸風雅,地方志的修撰者稱其工于詩文并非夸大之詞。程敏政在《寄于文遠戶侯》中也回顧了他們的日常交游:
        橫經日日綴鹓班,致主無才獨厚顏。追憶舊游春醉處,夢魂常繞歙州山。
        于氏家族之所以能在徽州歙縣得到當地士族與名宦的認同與接納,僅靠資財是做不到的,與他們始終好儒、重儒、著力維持與文人名士的良好關系分不開。如在周濟貧困方面,于氏“于名士尤注意,刑部李主事泰左遷衛經歷,客死,公具棺殮,還其喪”。歙縣名儒江永死后,“家極貧,其孤孔皆方在襁褓,新安衛千戶于明有斯文好,與左永訣時,受托孤之寄,許以女妻孔皆,且割田二十畝,以給伏臘,時稱于有全孤之義”。程敏政于成化二十三年因遭彈劾去職后,也多虧于明等鄉里顯達幫助,才得以渡過難關。
        除了雅好儒學、敬重名士,于氏家族還投人大量資金修建學校。據弘治《徽州府志》記載,于明建成歙縣縣學后,“其父致仕千戶聰捐白金十余斤,塑宣圣、四配十哲像一十五位,妝金雕石,上龕下座,赫然尊嚴”。這種好儒、重儒的家風對于于氏家族形象的塑造助益頗多,于氏家族由此逐漸褪去了傳統武將材官的魯莽色彩而徹底融入了徽州社會。唐力行在《徽州宗族社會》一書中總結了徽州社會的 “名族”標準,“富等千戶侯,名重素封”便是其中之一,即要成為徽州名族,“不僅要有錢,而且要有德”。于聰是傳統社會所鄙薄的武人,又身處士民皆習儒業的徽州,但因積極實踐儒家倫理道德,得到了當地人的認可;罩菝宄淌铣堂粽䦟ζ渥龀龅摹斑_生知命,無忝所生”的高度評價,正是對于聰的極大肯定,可見其家族已經得到了徽州本地世族和名士的認同。
        三、重義輕利——于氏對地方事業的參與
        于氏家族不僅能夠順利融入徽州上層社會,更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業及地方建設。于聰作為地 方衛所官員,職責是保一方安危,在治理軍務上恪盡職守,做到了“戎務修明”。于聰從小熟習文史,在日常生活中也以儒家道義理想自持,處事公正無私,“時屯田雜,民耕有不便者,下公核之,公辨正疆畝,彼此適均,眾大感說”。由于地位顯赫,為人正直,于聰被當作了地方社會管理的民間代理人,地方“官司有疑難,必咨決,動中事機。鄉人久訟者,必求質,曉以利害,或代出金償,使兩罷去。蓋間處 二十年,其有益于官理風教之事,殆不能悉書”。而對于“官僚間有孤弱者,必扶植之”,前述李泰、江永即因此受到于氏的恩惠。而對“沉郁被構陷者,力拯之,得自伸乃已”,于氏以朝廷命官兼地方長者的身份剖決疑情、辯理冤屈,可謂有古代循良廉吏的風范。作為鄉里簪纓之家,于氏家族不惜資費賑濟貧弱、救助鄉民,“斥其贏以賑貧窶,貸而不能償者,焚其券”!胺偃蓖ǔ1换罩萆藤Z和縉紳視為 造福鄉里、賑濟孤乏的社會福利行為,可見于聰作為徽州“客族”,已經完全融入當地士紳階層了。
        作為地方精英,同時也是朝廷命官,于氏家族同徽商一樣,也十分熱衷于地方公共事務。首先,于聰主動出資修繕歙縣縣學,歙學內“圣賢像久敝,紫陽朱子祠亦就圮”,他“樂助而新之”。成化時,“知府周正以舊大成殿改為紫陽書院,而于院東辟地,別建大成殿,殿之北建重屋,為談經閣,時新安衛千戶于明捐金助工”。這一方面體現著他們對儒學的愛好與自發的文化責任感,另一方面,儒學校、圣賢祠也是地方文化的象征,對這些公共建筑的資助,能使于氏家族獲得當地士紳的好感,更有利于在鄉民中建立良好的口碑?h學、書院之外,于明也慷慨解囊修繕寺廟祠堂,凡“道宮佛舍有以起廢告 者,亦捐金助之”,可見其對鄉縣公共事業的關心與投人。
        對關涉當地居民福祉和地方社會發展的事業,于氏更是散盡千金、無私資助,“徽孔道新嶺、箬嶺, 號極險,而三溪藁口,當水之沖,行者告病。公或募工蹵之,或協力為橋,雖重費不惜”。于聰對部下 士卒也極盡體恤,其“部卒壯無室者,為之娶,娶凡數百人”。他還“捐已貲,買山地一十余畝,遇有貧難 不能葬者,皆給棺葬之,有司為之立籍”,這即是聞名遐邇的“于氏義阡”!跋轮潦炓詽,制藥以 救病;活凍餒之嬰,而訪還其家”,可謂無善不為。此外,于聰、于明父子(按:于氏三代同堂,很多決定是于明與其父親于聰共同做出的。于聰老去后,家族事務大都由于明料理)還積極籌劃并出資幫助地方政府為當地名宦修建廟宇、祠堂。如為當時致仕的前徽州知府孫遇修建的孫公祠,即由于聰與新從修繕學校與祠堂、修筑橋梁、捐助寺廟到替軍士娶妻,為窮人置墳地、買棺木、施藥物、育嬰兒, 這都是于氏家族主動參與當地公共事業和社會福利事業的善舉。我們經常在史料中看到徽州當地士紳大賈對這一類公共事業會不計報酬地投人,于聰既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士紳階層”,也非當地顯宦或富商大賈,卻能散盡家財為地方謀福利,這正是其已將自己及其家族認同作徽州土著的表現。由于他為當地社會的建設與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外地祖籍和武官身份已不再成為其融入當地社會的障礙了。繼承于氏家業的于明對于氏家族的發展邁出了更為重要的一步,作為于氏土著化事業中的第二代拓殖者,他繼續發揚家族急公好義的傳統,“惟庠校、圖籍、祠宇、津梁,諸利人垂后之舉,雖捐 至數百金不惜”。這種讓于氏家族在當地積累了極大的聲望,于聰去世后“遠近聞訃吊者,幾三千人”的盛況就說明了這一點。嘉靖時,汪尚寧續修《徽州府志》,撰者裒輯四方義民之行:“徽之民故好義,比者服繹祖訓,益好行其德,今摭諸長者之行,列于左方”,其中將于明列為“長者義民”之首,可見于氏家族數代為地方興利除弊、賑窮濟乏的義行得到了徽州社會上下的高度認同。
        四、敬宗收族——于氏的宗族建設
        徽州地區具有濃厚的宗族觀念,自古以來“重宗誼,修世好,村落家構祖祠,歲時合族以祭”。從其祖父戍守新安衛起,到于聰這一代為止,于氏家族從外地遷人不過三世,要想在以宗族為基礎的徽州本地立足十分不易。因此于聰十分注重聯絡宗族情感、維持宗族關系,致力于建設于氏的宗族基礎。
        首先,作為于氏家族發跡的第一代,也是于氏家族中第一位土生土長于徽州的宗主,于聰深知宗族背景在徽州地區的重要性,因此在新安衛重新修建了代表其家族群體認同和家族象征的祠堂,并 “置祭田”用于家族祠堂的費用開支,維持其日常運轉。于聰還制定了嚴格的宗族管理制度,他曾說: “治家與治官一也,家之不淑,其如官何?”乃“節縮治費,以治生為事。男女各職其職,而責之成”,對家族成員勤儉節約的嚴格要求與其家訓規定下嚴密的組織性,是于氏家族能夠積累起龐大族產的關鍵。
        其次,于聰父祖均為戍守徽州的軍官,著籍新安衛時最多攜帶家小或直系親屬,不可能有太多的親族跟隨。眾所周知,宗族以親緣關系為基礎,但如果單憑婚娶生育,絕難在短期內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宗族。為壯大宗族力量,于氏通過兩種方式擴充親族成員。首先,于氏祖籍江蘇徐州,其親族多分布于江浙,距離徽州并不遙遠。對于這些從故鄉前來依附的族人,于聰一律予以厚遇,憑借義行將其聚攏在自己著籍的新安衛,如其“族兄成夫婦至自蕭江,公事之甚安。遺孤二,撫之不異己子”。對于非本家直系的族屬,于聰也待之甚厚,如“鄭得民娶公妹,疾無嗣,及母黨孫、妻黨侄或孱,不克立,公為別置室,并分田宅畀之,俾無失”。由于于氏這種作為一族大宗的責任擔當和無私救助,不斷有族人、親屬從原籍前來歸附,宗族力量由此日益壯大。不僅如此,于聰還積極吸收非其本族的本地人為族人,“有愿役其門、從其姓者,延接寓公,過客無虛日”。通過吸引原籍族人、吸納本地鄉民的方式,于氏的宗族力量也得到了擴充。
        其三,于氏家族為擴充家族成員、穩固宗族地位,將婚姻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于氏“積其戎功,世祿新安”,其家族聲望財富都是建立在父族通過軍功獲取而來的武職上的,保持與新安衛衛軍系統的姻婭關系,能夠獲得整個新安衛軍隊的支持,對穩固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具有重要意義,所以于氏家族通婚的對象首先是新安衛武官,如于聰“女五人,長適指揮應襲子劉勛,次適指揮高鑒,次為鑒繼室,次適指揮劉圮”,其孫女“九人,長適指揮倪桂,次適指揮穆圻,次適儒士江孔皆,次適百戶徐華,次適百戶安鎮,次適百戶應襲子王璽”,“曾孫女三人,長適百戶王端,余未行”,其中江孔皆為當地名儒江永之子,江永“家極貧,其孤孔皆方在襁褓,新安衛千戶于明有斯文好,與左永訣時,受托孤之寄,許以女妻孔,皆且割田二十畝,以給伏臘,時稱于有全孤之義”,其余女裔全都下嫁當地武職家庭,可見于氏家族有將女性后代嫁與本衛武官的傳統。
        于氏家族世系
        徽州之俗“不禁出仕而禁婚姻”,在婚娶上尤其看重“門第”“門族”,“凡仆隸之裔,雖顯貴故家, 皆不與締姻”。于氏家族既已躋身當地認可的名族之列,其通婚的第二類對象自然也是當地顯宦、名士、大族。如于聰本人的正妻葉氏即為“歙處士貴之女”,即歙縣葉氏之女。其嫡長孫于應則娶兵部尚書程信孫女為妻,次孫于恩取程信子、程敏政四女為妻,與程氏結成世好。三孫于。ê蟾拿手遥﹦t過繼給了名臣于謙為嗣孫,“以特恩授杭州前衛千戶,世主祠事”,后更得恩蔭為錦衣衛指揮使。由此可見,于氏家族的男性后裔多傾向于與當地顯達或名宦結成姻戚關系,借重地方大族和名宦的勢力,擴大了于氏家族在徽州地方的影響力。其家族其他非嫡系男性則多出立支族(支族是古代社會大家族中除嫡系以外由父系直系血親組成的小家族和父系旁系血親組成的小家族),保證了宗族和枝庶的繁榮發展。
        于氏利用修建祠堂、吸引家族成員和同當地武官、名士、顯宦聯姻以及過繼子女等方式,很快壯大了自己的家族,僅經過于聰、于明二代的經營,便成為了當地首屈一指的新興高門,這與其苦心孤詣的宗族建設是分不開的。
        五,余論:徽州文化與徽州武官家族
        新安衛千戶于聰家族之所以能夠以軍衛軍官的身份融入徽州地方社會,成為當地望族,其成功并非偶然,除了嚴厲修飭的家風以外,離不開三個條件:第一,雅好儒學而得到當地士紳的認同;第二,積極參與對地方治理,得到鄉民的尊重;第三,龐大的宗族支撐。于聰所說的“守禮法”“積陰徳” “振家 聲”其實就是這三點的高度概括。
        由外地遷人徽州的新安衛軍官的家族發展模式本身也是徽州文化模塑的結果,很大程度上能夠 折射出徽州社會本質的文化特征。秉持“重義輕利” “急公好義”的儒家義利觀通常被認為是徽商的一大群體特征,于氏家族也實踐著這種觀念。于氏家族在殖產興業以后,將大量的資本投人宗族建設和社會公共事業,如捐助義田、義墓,助修祠堂、書院、橋梁、關津,賑乏、恤孤等等,這諸多義舉正是當地社會服膺儒家義利觀、崇尚義行的體現。其次,徽州社會宗族觀念強,是“中國宗族制度最為盛行的地區之一”,這是徽州社會最引人注目的歷史文化現象之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宗族既是徽州社會的文化基礎,也是徽州社會的物質基礎。于氏家族也具備徽州宗族的典型特征,其宗族祠堂、祭田、家規、族田等都是宗族文化的符號與象征,而調解宗族紛爭、仲裁鄉里斗訟、主持幫助宗族成員完成喪葬、婚娶等及其他宗族公共事務,則體現了于聰作為宗族大家長的權力,也是地方社會及宗族成員對其身份的承認。于氏家族還通過婚姻、出繼等方式擴充宗族成員、拓展宗族網絡,擴大宗族規模和社會影響力,這也是一貫以來“徽州宗族之間相互倚賴和借重的合作態勢”在這些新興武官家族中的表現。陳瑞在研究歙縣虹源王氏的宗族婚姻時注意到了 “在歙縣縣城、徽州郡城、新安衛所在地,虹源王氏也與他們結成婚姻關系”,這并非偶然,而是這些武官宗族融入當地社會的普遍現象。于氏僅積兩世之功,便能將家族建成歙縣的“高門”,無疑是徽州宗族社會下異地宗族力量本土化的深刻體現。
        明代徽州武舉事業興盛,許多武官家族在融入當地社會的過程中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亦文亦 武,于氏家族并非特例。在徽州地方志書中,這樣的記載俯拾即是:
        (略)
        移民徽州的武官家族崇儒、好儒,一方面源于其在當地生活日久,濡染雅好儒學、熱衷經史的習性,因而展現出強烈的文化自覺,能夠致力于形塑摶埴本族的文化性格,這是徽州好儒風尚在這些甲胄之士身上的體現。另一方面,“新安自昔禮儀之國,習于人倫”,徽州地域內部認同的文化根基是理學,“好儒”之風是徽州士民賴以生長的文化土壤。這些戍守徽州的武官家族要融入當地社會,必然要接受并實踐儒家的道德倫理,并為其同化。
        徽州崇尚儒家倫理道德,徽州商人“賈而好儒”和“重義輕利”“團結互助”、“重宗誼、修世好”的宗 族文化對徽商和整個徽州社會群體性格的養成影響至深,并廣泛滲透于各行各業、各階層、各群體,這種“族群性格”通常被解釋或稱為“徽州精神”或“徽州文化在徽州商人群體身上體現得最為顯著,有學者將這種精神總結為“ ‘徽駱駝’的進取精神和‘賈而儒’的人文精神”,這在以于氏家族為代表的的新安衛武官家族的發展軌跡中得到了進一步驗證。
        儒學、義行和宗族是徽州精神文化的根本特征,于氏家族的發展建設也基本上是圍繞這三個方面進行的,其發展軌跡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沒有任何徽州背景的外地孤族適應、參與、融入徽州地方社會的完美范本。作為襲職武官,于氏家族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一定的經濟基礎,在徽州地區民俗風尚的深刻影響下,他們形成了對儒學的愛好和儒家倫理道德的信仰,在社會實踐、文化志趣與倫理道德觀方面逐漸與當地世族同步,進而積極主動地參與地方社會的建設,通過一系列義行善舉在當地社會中不斷積累名望,并利用婚婭等方式不斷拓展宗族規模,整體上表現出積極進取的人世精神、樂善好施的禮義觀和團結互助的宗族鄉誼情感,最終成功躋身于徽州社會中以士紳、鄉宦、世族為主體的第一階層,成為了徽州地方社會中的一支不可忽視的“新鄉紳”力量。
        注:引用出處和注釋略
        (圖文整理:于振華,責任編輯:于之,如有錯漏敬請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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