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名臣于敏中的文化基石及其貢獻

于振華

一、于敏中學養深厚的基石

(一)家學淵源
于敏中生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出生于江蘇金壇的一個“儒業望族”、“進士世家”。金壇于氏家族是明清時期金壇縣乃至江南地域內頗具盛名的書香門第和官宦世家之一，據記載于氏宗族從明代到清雍正時期考取進士的人有十七人之多，在社會上頗有名望。其九世祖于鎰，“以理學政事顯名于憲宗朝”，榜其壁曰：“動直養成天地氣，靜虛存得圣賢心”；曾祖父于嗣昌，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進士，山西襄垣知縣，一心為民辦事“清介有惠政”，最終累死在任上；祖父于漢翔，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進士，以詩文名于時。生父于樹范，以諸生應詔試，名列第一，召入內廷充武英殿纂修，后升任浙江宜平知縣，在任期間“濂杰有守，人稱典衣縣令”。叔父于枋，雍正二年(1724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此外于敏中的家庭教育也是極其嚴格的。九世祖于鎰在《契翁中說錄》一書中說道“大中蘊于先天太虛，而統垂后天無疆”、“大中顯于后天三才，而統承先天于無間”、“大中之學，心湛太虛以容受乎。后天身備三才，以充實乎先天�！闭撌鱿忍熨Y質和后天努力的關系，并明確教導其后生要要通過科考，步入仕途，發揮才能。在這樣一個“進士家族”中，于家對他寄予著很高的期望，于敏中的母親“課讀甚嚴，經常立在窗下屏息靜聽其讀書�！弊娓赣跐h翔則親授《大學》章句，“使之能依集注解不繆”。因此，于氏家族的家學淵源及其家學教育是他可以在仕途上取得不凡的功績的搖籃。
(二)自身素質
良好的家庭環境是一個人成功的基本條件，而自身素質的高低也是其重要因素之一。于敏中不僅有著深厚的家學淵源，自身的素質也超絕非凡。
于氏后人于康平在《“乾隆宰相”于敏中》中寫道“于敏中幼承家學，天資聰慧，五歲啟蒙”、章學誠在《為座主梁尚書撰于文襄公墓志銘》也這樣寫道“公髫齡穎異過人”，可見自小就有著聰明靈慧的資質，不僅如此，于敏中還很有志氣，在六七歲時，因“有族姑苦節，家貧不能自達有司”，于是就立下志向“兒他日成名，必顯揚姑”，而他也確實做到了。在家學淵源的熏陶和聰明靈慧的天資下，于敏中讀書也十分努力，十歲時就能通讀《五經》，并能認真點評。十四歲，四書五經的內容已經可以過目成誦了，“經、史、子、集皆手錄為文章，噴刻萬言。年未及冠，博通經史百氏、陰陽律歷諸書，佛道之說研釋有成”。在實踐方面于敏中也有出眾的一面，十三歲就可以協理父親賑饑，“會賑饑，公已能經劃部署，老吏巨猾，悚息不敢為奸�！笔�六歲，中試雍正七年(1729年)的鄉試，經過幾年的磨礪，乾隆二年(1737年)恩科會試中一甲一名進士，當時的正考官正是張廷玉，后授翰林院修撰。
(三)受教名師
于敏中除了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自身的素質之外，恩師王步青和座師張廷玉也對其在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據《金壇文史資料》記載，于敏中在雍正七年中舉之后，會試不期落第，于是受業于同邑雍正進士王步青門下。王步青，當時的儒學大家，“少以文名，然覃心正學”，雍正元年(1723年)欽賜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但過了兩年就告歸，“即潛心經學，精研理奧”。王步青一生都在潛心鉆研經學義理，不管是在立身處世，還是文化素養方面對于敏中的教育都是受益匪淺。正是受教于王步青后，乾隆二年，于敏中高中狀元，而那一場的會試主考官正是張廷玉。張廷玉是整個清朝唯一一個配享太廟的漢臣，其政治能力可想而知，官至軍機大學士，深得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信賴。乾隆二年張廷玉作為于敏中的主考官，成為于敏中座師。座師，是明清兩代科舉考試中，舉人、進士對主考官的尊稱，主考官與應試者的關系，則被稱為師生關系，這樣的門生關系極為特殊，對于敏中未來仕途的發展關系匪淺。因此于敏中的發跡，座師張廷玉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張廷玉的提攜之下，于敏中僅用八年的時間就從從四品的侍講升任到了正二品的兵部右侍郎，一年之后，座師張廷玉去世。于敏中的一路升遷，除了憑借自身的才學得到乾隆皇帝的賞識外，張廷玉對其為官之道的教育和提攜定然起了很大作用。
二、編纂文獻 力促四庫
(一)積極主持編纂官方文獻
于敏中初入仕途，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才識在翰林院供職七年，始得乾隆帝賞識，在翰林院供職期間不僅文字功底在不斷提高，而且也為今后的仕途之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于敏中為政四十多年的時間里，他兼任多個書館的正副總裁之職，如方略館、三通館、四庫館、國史館等，并積極參與并直接主持編修多部官方文獻典籍。
為政初期，于敏中在浙江做了三年的提督學政，在浙江的這三年間，他游遍浙江各地，大量研讀采集史料，撰《浙程備覽》5 卷；于敏中不僅在漢文方面造詣極深，而且深諳滿文，乾隆十二年(1747)《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這部文獻的原始文獻是滿文，由于敏中翻譯成漢文。乾隆皇帝有清一代皇帝中滿漢成見最深的一位，他任用漢人編纂有關滿洲的文獻，除了對于敏中文字功底的肯定外，更多則是信任。除了翻譯《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外，于敏中還主持編纂了關于滿族先世及其有關東北諸民族的《欽定滿洲淵流考》；乾隆十三年(1748年)，序刊南宋宋鄭樵《通志略》(五十二卷)；乾隆十五年(1750年)，受命與梁侍正撰著《錢錄》，該書描繪內務府所收藏的歷代古錢567枚，是中國第一部錢幣官學書，對現代的錢幣研究具有很大的歷史價值。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于敏中奉命重修《國朝宮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奉命編纂《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是記載東起嘉峪關，西至新疆全境的地理志書；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掃平西域之亂，使新疆歸順大清，以傅恒為總裁，編纂《欽定評定準葛爾方略》一書，而因以傅恒漢文欠通，所以命于敏中等人參與編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奉命與王際華等人編纂《欽定天祿琳瑯書目》，這部書在傳統目錄學和版本學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于敏中治學上的功力也在此得到了充分體現。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于敏中增編《日下舊聞考》，《日下舊聞》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朱彝尊所主編的書，“日下”是對京都的代稱，該書記載北京的星土、世紀、形勝、宮室、城市、郊坰、京畿、僑治、邊障、戶版、風俗、物產、雜綴等，于敏中經過增訂、考證之后再加之康熙、雍正、乾隆的相關詩文，增加了國朝宮室、京城總記、官署、國朝苑囿、存疑，是記載北京歷史、地理、名勝等最完全的資料選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奉命撰《欽定臨清紀略》，記錄白蓮教首領王倫等于山東臨清起事的經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奉命任《西清硯譜》編撰，“以游藝之余功，寄鑒古之遠思，亦足稱升平雅尚云”，該書圖文并茂的記載了清乾隆年間皇家收藏的歷代名硯。
除此之外，于敏中憑借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過人的記憶才識奉敕編輯清高宗的《御制文初集》，《御制詩三集》。乾隆皇帝酷愛吟詩作詩，一生作詩的總數高達四萬三千六百三十首，但這樣數量驚人的詩詞并完全是由乾隆皇帝自己寫的，他在《御制樂善堂全集定本》序言中直言不諱的說到“出詞臣之手，真贗各半”，而于敏中就是為乾隆帝代筆得大臣之一，“迨于文襄供奉，并詩本亦手自繕寫矣”，當然代筆是在乾隆皇帝肯定的前提下，僅對所作詩的補充和潤色。于敏中在編修官方文獻方面不僅對乾隆的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保存至今的文獻對現當代的文化研究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但更要說于敏中最大的文化貢獻則是大力促成并主持《四庫全書》的編纂。
(二)力促編纂《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歷時數十年編纂而成。它所收錄及存目的書籍達10254種，79309卷�！端膸烊珪�》的纂修過程，都是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控制下進行，“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目，悉察天裁，定千載之是非，決百家之疑似”。而對于編撰者大家所熟知的只有紀昀，卻不知道是由于敏中一力促成并主持《四庫全書》的編纂。
自乾隆皇帝即位起，就一直在赦令編纂大量書籍和向全國發布大范圍搜集古今群書，為編纂《四庫全書》做著準備。但是各省督撫并不對此事務上心，所以收集上來的書籍很少，成效并不大，但有一人卻很上心，那就是安徽學政朱筠，他向乾隆帝提出四點建議：一是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二是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余也，三是著錄校讎，當并重也，四是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但朱筠的上書請求卻遭到了大學士劉統勛極力反對，在他看來此事“非政要”，劉統勛作為股肱之臣，極受乾隆皇帝重視，而他也以敢于直諫名聞朝野，雖說修書是乾隆皇帝宿愿之一，但劉統勛的反對讓乾隆帝猶豫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于敏中站了出來與劉統勛對峙力爭，馬上就得到了乾隆帝的支持，于是特開《四庫全書》館，“以皇子永瑢、大學士于敏中等為總裁，紀昀、陸錫熊等為總纂”,開始編纂，所以在《四庫全》編纂的貢獻中于敏中當屬第一。除了力促《四庫全書》開館外，于敏中對《四庫全書》的編纂也極其的重視和用心。
作為《四庫全書》的總裁，盡管于敏中當時身兼數職(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國史館總裁、三通館總裁等)，政務繁忙，但在處理編纂事宜上極其上心，對編書的每個進度都是詳細過問，從書籍的收集和選錄到編書體裁、內容大多也是親力親為。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年，他與總纂官陸錫熊通過寫信的方式對《四庫全書》編纂的內容進行反復商討，當時于敏中正隨乾隆帝木蘭狩獵，在這二年的時間內，來往信件多達56封，后收集整理為《于文襄手札》，成為了現今研究四庫館及《四庫全書》重要的一手資料。歷史學家陳垣在《于文襄手札》后這樣寫道“于敏中以大學士總裁其事，據尋常觀察必以為徒擁虛名，機軸出紀、陸二人之手。今觀諸札，所有體例之訂正，部居之分別，去取之標準，立言之法則，敏中均能發縱示，密授機宜，不徒畫諾而已”。門生章學誠也這樣評價道：“薈萃四庫全書，公(于敏中)并董其事，載籍繁博，薄書填委，貮筆執簡之士，肩摩踵攝，議璜見識，鉛墨粉挐，公為摘抉精致。冰釋節解，各就識職”�？梢�，于敏中在《四庫全書》的編纂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傾注了他大量的精力和學術智慧。
三、 結語
乾隆二年，年僅二十三歲的于敏中高中狀元，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入值軍機處，乾隆三十年擢戶部尚書，乾隆三十八年晉文華殿大學士，于敏中憑借自身非凡的文才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受到乾隆皇帝的賞識和倚重，一路累遷，位極人臣，在乾隆朝政壇和官方文獻的編纂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作為乾隆朝政壇上一位有相當影響力的大臣，他所作出的文化貢獻必是為統治者服務，為政治服務的，力促《四庫全書》的編纂則是一心輔助乾隆皇帝推行文治天下的體現�？傊�，于敏中輝煌的政治人生，深厚的文化底蘊是其一路累遷的基石，而在此基礎上所作出的文化貢獻則是其政治生涯的體現。

(作者：趙紫娟，遼寧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原文引用注釋略。感謝原作者）